▲三圣祠全景
▲水母楼
祠庙容纳祭赛活动，既包括敬神的仪式，也有演剧、游神、庙会、饮宴或集会等。“庆典通常包括官方与非官方的专门仪式，以此来荣耀圣者。这是一个要在村落内有意义的地点之间行进的队列，并常常以此来标定村落的边界，而在这个游行队列中，都要带上圣物（在中国是神像和香）。同时安排有全体居民都要参加的宴席，接下来便是尽情的娱乐。”游神、饮宴，甚至演剧场所都标识着神的管辖范围，通过共同的身体路径、视线关联，建筑间、人之间产生呼应，并形成新的看不见实体的边界。
可见，限定场域的“围”，可以是看得见的“墙”，也可以是看不见的“墙”。本文即以晋祠内各祠庙间分界与关联的方式为观察对象，试图揭示实物的“墙”不同程度的隐与显，与感知的“围”不同层面的隐与显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的丰富场域体验。“墙”的形式、“围”的方式，不仅是中国传统建筑院落自我塑造的重要环节，更是回应环境、标识身份的重要语素选择。
1隐：神职的分离与顾盼
1.1叔虞祠与圣母庙
晋祠早期记载为“叔虞祠”或“晋王祠”，主神乃唐叔虞，但至迟到宋元祐二年（1087年）圣母殿已成为独属圣母的神殿。
圣母庙场所要素的自然标识与晋水的关系非常具体：晋水发源的悬瓮山在其后，晋水源的难老、善利二泉及鱼沼泉则在圣母殿前一字排开。也因之具体，圣母庙顺理成章地成为晋水神庙，相关祭赛活动记录也从未停止，明洪武四年（1371年）圣母加封晋源神，更表明了其神职象征早就深入人心。
虽然一直以来晋祠主神的归属多有争论，但若置身现场，则可以强烈感知到圣母殿对晋祠全局的掌控：圣母殿以山为屏，之前的飞梁凌驾于鱼沼之上，共同构成了圣母高高在上的“势”。由于高差和水面，飞梁和鱼沼共同限制了进出圣母殿的方位，完成了界定圣母庙的任务，其方式是空间化的，“在内”与“在外”体现于“上下”“正侧”之分。由于没有设置实体的墙，也就没有了遮挡视线和身体的屏障，使得圣母的“神力”似乎不受任何限制，所有与晋水相关的资源信息，都笼罩在了圣母的“视线”之下、范围之内。
▲圣母殿 图源：山西晚报
▲鱼沼飞梁 马立明 摄
不仅如此，这道看不见的“墙”还达成了圣母庙与叔虞祠之间的顺畅关联，圣母可以很方便地借助叔虞的影响力。有宋一代，圣母加封4次，是宋以后太原地区封号最早最多的神祇；圣母庙也是太原地区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祠庙建筑；圣母殿内的宋塑属于宫廷侍女，彩画是典型的“五彩遍装”，为宋代等级最高的彩画……凡此种种，圣母庙的配置远超一般意义上的水神庙，这与叔虞祠长期形成的既有影响力是脱不开关系的。
同时，看不见的“墙”也使得叔虞无法脱离圣母的掌控。晋水是叔虞祠傍于晋水之侧的原因，“晋叔虞翦桐封地，子燮因地号国，祠因以名，故至今称之。”唐代有诗云：“信陵亭馆接郊畿，幽象遥通晋水祠”，正说明以晋水祠（叔虞祠）指代晋祠远早于圣母主宰的年代，其内的祭祀活动也均与祈雨有关。晋水与晋王，原本都是叔虞的标签，但在更符合水神身份设定的圣母出现后，叔虞的“水神任务”就被分离了出去。但叔虞祠并没有离开晋水，北宋末“惟有门前旧溪水，秋风幽咽送行人”即为一证，且今日的叔虞祠前仍是善利泉的水渠。在晋水环境场中的叔虞祠，既无法摆脱“主神之争”的尴尬，“败下阵来”又无可避免。
至明代，圣母庙已形成完整的自水镜台到圣母殿的献享空间，又有对越坊、钟鼓楼等增加空间深度和层次，空间起点一直延伸至会仙桥，与晋水的关联度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至清代，晋祠已成为汇集十几处祠庙的大型建筑群；至今，已扩展为晋祠博物馆。应当看到，自宋以后，晋祠不断生长，圣母庙看不见的“墙”更是留给了晋祠无限发展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