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祖荫“伯氏吹埙”花笺

潘祖荫“伯氏吹埙”花笺

潘祖荫“伯氏吹埙”花笺

可惜笔者手边没有潘祖荫的书，否则应该能找到一些来自他的直接记载。

这件事情还没有完。

过了一百二十多年，2008年有音乐学者对这些“太室埙”做了专门研究。

研究发现，这些有“命（又释作令）司乐作太室埙”七字铭文的“太室埙”，迄今在全国博物馆共发现八件，上博、故宫各一件，还有六件全在山东省博物馆，八件埙全部来自个人捐赠，无一考古出土发现。

又经过实测发现，这些埙上的开孔呈V形排列，埙的指孔设计与考古发现商周埙常见的倒品字形排列截然相反，不如商周埙指法自然；而且这种埙孔排列方式违反乐器发生原理，实际吹试没有一件能够发出声音。

第三，“太室埙”铭文中的“太”“室”“埙”三字均有疑点，特别“室”字篆文非常别扭奇怪，因此上博在有关书里将这个字释为“宰”字，其实同样牵强。

上海博物馆藏“太室埙”及铭文拓片

还有，这些“太室埙”均为捏制，形制比较粗糙，与多为轮制且光平规整的商周埙完全不同。

根据这些研究，学者对这些“太室埙”疑点重重，认为均“应疑为伪作”。（参见方建军《太室埙、韶埙新探》，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 年第3期。）

稍后，又有文献学者对先秦古籍《周礼》中“大司乐”的官名提出疑问，认为该官名仅出现于《周礼》一书中，没有得到其他先秦文献乃至金文石刻等文字的印证，孤掌难鸣。也就是说，周代根本没有“大司乐”这一官职，该学者更进一步提出，周代乐官之长应为“乐正”而非“大司乐”。（王红娟《周代乐官之长正名》，原载《文艺评论》，2011年2期。）

还有研究披露，说这批土埙都是王懿荣家乡好友尹彭寿（字慈经，号茂才）提供的，此人兼有金石学者和古董商双重身份。这就更令人可疑了。

综合上述研究，这种所谓的“太室埙”，估计就是古董商为了射利，绞尽脑汁，故意做出来给这些好古成癖的收藏大V们“定向投喂”的。饶是潘祖荫、吴云和赵烈文等人精鉴如此，也难免上当。

本来这篇文章写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不料网上随手下单的《王懿荣往还书札》（凤凰出版社，2021年8月）火速到家，翻开一看更是大吃一惊。

原来那年春天，王懿荣回山东，还去陈介祺家里住了三天，饱览他的新近收藏，谈古论今，非常快乐。

三月份回到北京，王懿荣写了封信给陈介祺，里面提到：“郑堪（按即潘祖荫）得三埙及各匋完器数事，则皆齐人之诈，而南人不复返矣，又不能实言之也……”（三月廿九日，页90）估计他们见面时就讨论过此器。

过了半个月，王懿荣专门写信谈这些土埙：

寿翁世姻伯大人：

侄于四月十五日由京启行，濒行，尹慈经茂才又寄一埙来，文与前不同，乃“韶”埙也，文剧佳，而质破，同时渠并寄一枚与潘郑堪先生，却完整，文与此同，似有剔痕（见拓本便知，器却真，与侄一相同，恐或无字，渠仿之，不必言，见拓本自知），不如此之精也。

侄每见东物外出，心必作恶数日。渠所得太室文三埙（有阳文）则伪者，大小不等，荣亦得此伪者四，回京寄呈，一笑。（皆从侄一器繙沙，且作阳文）潘乃大喜，寄银与尹，属多购东物。此吾齐乐器，明明有“韶”字（潘释“昭”字，非，若告以此字，东物无噍类矣），纷纷为外人所有，则可惜也。请加以物色之。青州河岸所出，尹（此公好外交）寄潘信言尚有异文者，不知何等。即颂颐安。侄懿荣顿首，四月望日倚装。（同书，页90-91）

两封信里的意思说得很清楚，所谓“太室埙”都是假的，是从他一个器物上翻砂伪造的。而有“韶”字的土埙，器是真的，文字是仿的，是后加上去的。这些东西都是尹彭寿那边的人伪造的。另外，王懿荣家乡观念很重，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浓厚，似乎很不愿意山东家乡的古物（东物）外流，哪怕是自己的老师。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韶”埙，下腹部钤印铭文“令作韶埙”，也是潘祖荫旧藏，估计就是王懿荣信中指称的那枚。此埙2018年底在苏州博物馆《攀古奕世——清代苏州潘氏收藏特展》上曾公开展出过，经测定，此埙可构成徵-宫-商-角-清角-徵的音阶结构，音色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