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三日，翻阅了日本作家林哲夫所著的《古本之尘》，我很为作者对旧书的喜爱而感动。翻译这本书的苏枕书，原是京都大学的博士，写过《京都古书店风景》。都是爱书人，书的翻译质量自不必说。外加小开本，很适合旅途翻看。我是在三月的这天，在从武汉到广州的高铁上翻看这一百六十多页的小书。书翻完了，车却还没到广州南站。晃荡的车厢令我有些昏沉，印象较深的，却不是“古本祭”等趣事，而有些旁逸斜出，注意到林哲夫对受赠书籍的姿态来。由此想到古今签赠本的几个故事，以及所经眼的与此有关的一些珍稀资料。

一、“放生”签赠本

在《猫传》一篇中，林哲夫坦陈，一位KYO先生曾送他一本《猫》，八年以后，他在雅虎拍卖上卖掉这本书，而拍下这本书竟然就是KYO先生。林哲夫颇觉“震惊”，不自觉地说“真感谢”。作为普通中国读书人，我不免对林哲夫的态度感到惊讶。直到翻至《乞御高评》一篇，我才晓得林哲夫有把“赠书卖掉的坏习惯”。虽是自称“坏习惯”，林哲夫对这点小癖好实际上颇有些自得。原来日本人赠书的习惯，不管是作者还是出版社，往往都在单独的卡片印上“谨呈”、“乞御高评”等字眼。这类书，林哲夫认为卖掉它们是“好习惯”。因为“卖出去可以增加他人阅读的机会”，可是，“虽然有了这样的理由，但转卖赠书到底令人踌躇。若环衬上写着有上款的签赠，哦！这个不能卖吧。因此旧书店经常能看到署名被涂去或被挖去的书。有只有上款的题签，肯定也有上款和落款都被抹去的。从书本身的角度来看，被故意涂抹，甚至被动刀子，结果仍遭抛弃，实在是没道理的事。”理由虽是这么充分，别人送给自己的签赠本，要散出去，读书人总归有点犹豫，担心送书人看到，心里会不舒服吧。正因如此，林哲夫最终克服这些传统习俗，而理直气壮地出售签赠本，实在让人敬佩。

[日]林哲夫著，苏枕书译《古本之尘》，商务印书馆，2022年

单凭这一点，我就想为《古本之尘》写点什么。原拟在三月五日从广州返回武汉的火车上，完成一篇短短的读后感。只是电脑还没打开，就有一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是在豆瓣看到关于我的消息，随即将截图发我。打开图片一瞧，我忍不住失声笑了出来。原来，有一位豆瓣网友发广播，说“二手书店所见，豆瓣评分9.3呢，有点想买……”配图的《你没读过的诗》的扉页，赫然还有编者杨新宇先生所书“育飞兄惠存，杨新宇，2020.12.28”。看到这里，我才确信，这事的确和我有关。

图自豆瓣网友@邹非周

杨新宇编《你没读过的诗》，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

杨先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老师，所编《你没读过的诗》2020年出版，精选现当代227位作者的诗作。这些作者通常的身份是学者、散文家、政治家、翻译家等，而多不以诗人著称。也因此，这本书有极强地打捞现代诗史资料的意味。书很好，却不料早早地进入二手市场，而且还是签赠本。于是，有好事者大概把这件事告诉杨先生。杨先生在豆瓣回复说：“哈哈，将书放生是一种美德。育飞是学古典的，本来没指望他保存，因为向他打听了李长之先生女儿女婿的联系方式，礼貌上应该送一本给他。大概他博士毕业，没用的书都扔了。但如果送给现当代的同学，应该有人要的吧。”看到朋友转来这段话时，我不免有些羞赧，同时也颇觉“冤枉”。

杨老师的态度，足见达观。不过，假如我的感觉并不坏的话，我想，那句话最后的语气表明，他仍是有些许惋惜，不是为我，而是为这本书感到遗憾。一本钩沉历史，打捞起中国现代诗坛“阴面”的力作，竟这样被随意抛弃。黄钟毁弃，明珠暗投，任谁看来，都是一出悲剧。可惜，我虽是这出悲剧的主角之一，却并非这起签赠本流放事故的制造者。犹记得收到杨老师这本赠书时，心头涌起的那份感动。因为持续收罗李长之的相关资料，我获得一些关注，而不少出版机构也经由我和李先生的后人取得联系。这些年，李长之的著作一再出版，可除去李先生后人的赠书外，其他向我赠书的，杨老师要算是第一位了。我不记得什么时候给杨老师牵线搭桥，只记得有五六年时间，我对李长之研究很上心，也和许多人分享过李长之研究有关的许多信息。如此一来，杨老师的赠书不仅出乎意料，也带给我些许温暖。2020年底，在南京仙林的寒夜里，读着《你没读过的诗》，我隐隐感到一些久已被冰封的力量。如该书所选李长之《泥水的小塘》一首，这样写道：“为人轻蔑的/常是被人倾注着一切污秽的/泥水的小塘/忽然这一天……巍峨的建筑/茂密的树/统统为/这泥水的小塘所吸取/映成了最庄严、最堂皇、最丰富的图画”，就延续了李长之《夜宴》《星的颂歌》两本诗集的“孤勇者”精神，歌颂了现代文坛与学林倔强者的不屈不挠。这些现代诗坛靠边站的诗歌，促使我想写点什么，以记录翻阅这部另类现代新诗总集的感喟。无奈，彼时的我正紧张地写毕业论文，只好轻轻把这份感动放下。

有一回，在一位现当代专业同学宿舍，聊起这本书。他颇有兴趣，只谈了一会儿，我就决定把这本书送给他。毕业以后，因教学科研的事情日渐忙起来，关于这本书和它新主人的故事，我自然早忘却了。后来听说这位同学去了某北方城市当选调生，我和他的联系于是就更加稀少。

直到前些天，朋友把豆瓣网上的截图告诉我。我重又和他取得联系，把这件事当作趣闻加以分享。没想到，他一本正经地和我道歉，大意是说不料他的粗心给我造成这么多麻烦，如果有需要，他预备跟杨老师道歉。我原没有一丝怪罪的意思，听他这么说，倒有些不好意思。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学林趣闻，想不到竟给他背上一些心理包袱。在我而言，书留待有缘人的，无论是读，还是保管，有缘人不会错过与他有缘的书。人与书的相遇本就偶然，拥有而后放手，本属正常，过于萦怀实属不必。

二、人情的负累与考量

因为豆瓣网友的这些话，引来一些朋友的回应。有的朋友说，因多次搬家，处理过不少旧书，后来被赠书者偶然见到，两人由此不免心生芥蒂。可见，如何处理赠书，对读书人来说，确是一个问题。也有一些朋友谈及师长们处理赠书的经验。譬如，有一位古典文献学的教授是某套丛书的主编，该丛书中有他学生整理点校的古籍。学生原想送他一本，但教授因是主编，手中自有一套丛书，于是对学生说，书不必送了，送一张赠书的卡片就好。这位教授只取卡片而弃书，大概是不想给房间增加额外负担，却又不忍拂了学生好意，两下求全，只好这样办了。又有一位古代文学的著名教授，他处理赠书往往“来者不拒”。如某些书，他自己原有一本，不料还有朋友送来。赠书到了家中，已然成了副本，这位教授便把书转赠给学生。不过，他特别用心，每每在签赠者留言的旁边，另写一行文字，大意为“此书吾有副本，转赠xx贤弟”云云。几句话合情合理，即便将来此书流向二手市场，赠书者看到，大概也只好会心一笑，而丝毫不会怪罪。在书上写几句话以“卸责”，其实也不限于他人赠送的签赠本。自家藏书，预备散出，藏家往往也要写几句话说明一番。如现代著名藏书家徐行可（1890-1959），晚年家累很重，每需售书维持家计。其1954年题跋董康所著《书舶庸谭》时就说：“此书为董绶金康东游日录……癸巳季春，出此易米，漫识册首”（转引自马志立著《徐行可年谱》，崇文书局，2022年，第298页）这样一说明，则以后此书不论散到哪里，于交易各方均好交代。老辈做事往往如此，值得效法。

在赠书者而言，大多数读书人应该都能想到赠书的去处，是终不免于废旧市场，或转手他人。其中一些人很是达观，以为书送出去之后，不再属于自己，如何处置，则受书人拥有无限的处置权。那么，大大方方在图书上签上对方和自己的名号，也没什么好顾虑的。自然，也有一些人想得更为周到。为了避免赠书被转手的尴尬，他们干脆不签名，直接送书。另有一些人，则以为古往今来的赠书礼节应当延续，不过为着受书人的方便，他们采取了一些变通的办法。例如，他们常学习日本读书人的办法，另外选用一张便笺，把赠书信息填上，再粘贴到书上。如此一来，受书人想要处理掉这本书，只需把便条取下即可。既全了彼此颜面，又让受书者可心安理得地把签赠本卖掉。无怪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送书都采取这一办法。

完成一次签赠本的礼尚往来，要求赠书者费尽心思，也不会让受书人感到轻松。在受书人来说，处理赠书，会让他们的心态变得复杂。假如所赠书籍价值很高，好好保存，未尝不可。若是价值较低，则不免当做鸡肋，内心恐怕隐隐有些希望赠书者不赠为好。因这不仅关乎将来要回赠一本，就是眼下这书处理起来也颇为棘手。随着书籍积置越来越多，受书人难免要处置一些图书。倘若像著名历史学者朱雷（1937-2021）先生等人一样，所有藏书打包捐给广州图书馆这样的公藏机构，那还好办。要是预备卖给旧书店，则处理签赠本时，不免犹疑。因这一回所要丢弃的不仅是一本实体书，还包括一段旧日情谊。于是藏家往往挑三拣四，按照儒家亲疏远近的伦理原则，把同类别用处较小或关系较远人所赠的书处理掉。自然，有人怕将来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在处理旧书时，将所有签赠题字页悉数撕去。如此一来，即便将来这些书流向二手市场，也“死无对证”。这种粗暴的做法，对实体书来说未免是种伤害，其做法却并非当代始创。20世纪50年代，一些旧派的藏书家，将家藏书籍捐赠给图书馆等公藏机构时，常常预先截留题跋页面，藉以斩断书中的人际关系。例如，长沙藏书家叶德辉家族后裔叶启勋等人，就是这样将家藏古籍处理后，呈交湖南省文管会的。自然，也不排除有些人颇为豁达洒脱，将签赠本随意处理。个中原因，恐怕在于这类人士收到的签赠本太多，不卖不行，而一一处理签赠本又过于麻烦。再有一些人，则是一辈子爱书如命，对签赠本更是喜爱有加，只是去世之后，藏书被后人处理掉，从而造成一些误会。

老实说，签赠本的归去来之所以让人关注，无非是因为这些书上留有一些人为的痕迹。这些被归类为手迹的部分，掺杂了人的情感，自然也有了人情的分量，于是要甩脱也就比毫无手迹的书难上许多，也要比处理那些留存与自己无关的手迹的书困难不少。

人情的考量在签赠本的归去来上之所以困难，多半因其中透露一些隐私的秘密。抛掉这些书，好比未经一方同意，另一方擅自将小范围内的私人关系公开。由于未经他人同意（实际上也不可能会去征询），造成双方尴尬的情况就在所难免了。未免难堪，中国古代的文人获得他人手迹，如有可能，总是力图将其交还原作者审阅一番。而读书人知道自己或先辈手泽在他人手中，也总力求罗致到手。凡此，大概是读书人的忠恕之道吧。

清代书法家何绍基手写的一册日记，就曾有这样的遭遇。道光十五年（1835年），何绍基回湖南老家，撰有一册日记，今藏上海图书馆。翁同龢在此册日记上写跋语云：“《蝯叟乙未归湘日记》一本，余以数十钱得于打鼓担上。蝯叟知之，索观甚急，后仍还余。余谓叟‘王氏琼箫同行’一语，何遽涂去耶？叟亦大笑。松禅记。”这段跋文表明，这册日记原本为何绍基偶然遗失，而翁同龢花费数十钱从打鼓担上买得。何绍基得知自家的日记被翁同龢获得之后，内心颇为不安，于是找翁同龢索回阅读。在此期间，何绍基把“王氏琼箫同行”一行字删掉。当何绍基归还之后，细心的翁同龢很快发现这处微小的涂改痕迹，于是打趣何绍基为何急急忙忙删除那一行字。何绍基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大笑掩饰过去。考何绍基本年日记数次提及王琼箫，除抹去的一处外，尚有三处提及。分别为十月初二日“琼箫始学写字”，十一月初一日“琼箫求习篆书，亦可喜”，十一月十二日“出城不得出，回署讨帖，始复开门，才头炮耳。琼箫人不适，早睡矣”。这三处关于王琼箫的记载，何绍基并未涂抹，可见他并不避讳“琼箫”二字。如此一来，推其原因，大概是何绍基以为一旦涂去“王氏琼箫同行”，读者就无从知晓其人姓名，无法推测这是他买的妾，更没法知悉他此次乃是携妾旅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