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商、周年代，粤东已有人居，是为今天潮汕人的先民。和居住在中国东南沿海和五岭以南的众多族属一样，史书上统称“百越”。

当时的岭南地区，地广人稀，自给自足，“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是未开发地区。始皇三十三年（前２１４年），秦王政统一六国以后，继续向岭南进军，征发了大量的中原居民迁入，促进了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相当长时间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中，潮汕古代先民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和词汇，并逐渐形成了词法、语法都十分奇特的独一无二的语言体系。和中原地区的语言体系相比较，这种语言体系具有发音复杂、声情并茂、形象化等语言特点，有别于北方语言浑厚、正统的特点，而更多地接近于今天南方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如瑶语、苗语等。时至今天，我们仍可以从“挨砻”（推磨）“叩臼”（舂米）“三叔”（父亲）“奴仔”（小孩）等原味原汁的潮语词汇中，依稀看到我们的祖先在这片被称为“蛮荒之地”的土地上艰难地生存、生活和劳动的情景。汉族和越族的融合，给古老的潮汕古语增添了许许多多源于中原语言的词汇，日臻丰富。

公元前２０６年，汉高祖刘邦在位。当时，越地分东越、南越两大部分，赵佗为南越王。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年），因南越发生政乱，武帝遣楼船（水兵）十万人进攻南越，置九郡。自此开始，南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开始与中原接轨。

当时，逐渐形成粤语语系，并使用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粤西、粤北以及广西的部分地区。成为岭南地区的主要语系。因潮汕和广州距离甚远，虽然有隶属关系，但两地的语言差别甚大。广州、潮汕同属亚热带地带，气候炎热，两地均有清热祛火的习惯，广州称“凉茶”、“凉茶铺”，潮汕则称“凉水”、“凉水铺”。广州话的“来咗”和潮州话的“来坐”，发音、声调完全一样，而时态、词义却截然不同。

公元１９０年始，中国陷入长时期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后来逐渐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势。至永嘉四年（３１０年），北方匈奴、羯族攻陷洛阳，大批中原官民南逃，徙居江浙，后逐渐向闽南、赣西、粤东迁移，有数以百万计的北方人口进入南方。其中，定居在广东、福建、江西交界处的石壁乡的先民，是为今天源出兴梅，遍布各地的客家人的始祖。

长期以来，客家人和潮汕人同行，水乳交融，不分彼此，语言上有不少相通之处。客家话中的“椅子”、“帽子”、“裤子”、“裙子”，潮汕话仅称为“椅”、“帽”、“裤”、“裙”等。潮语中的“食”字，揽括了“食饭”、“食粥”、“食水”、“食茶”、“食酒”、“食烟”，取代了“饮”、“吃”、“吸”、“喝”等动词，“床”包括“眠床”、“写字台”、“餐桌”等名词。

和潮汕地区接壤的闽南语，和潮汕话同一语系，语法、词法及词汇都有相当多的相同和雷同，如称男性为“禾埠”，称女性为“窄女么”。“眼泪”一词，潮语称“目汁”，闽南语称“目水”，无论是语音或是内涵，都比潮州话更加接近原意。

明永乐二年（１４０５年）起，海禁政策一度放宽，太监郑和先后七次往返西洋（今加里曼丹至非洲间的海岸），历时二十八年，访问了三十余国。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南洋各国之间的经济及文化的联系和交流，为发展相互间的贸易关系，扩展海上贸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我们今天食用的许多蔬菜、谷豆、水果乃至禽畜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郑和下西洋以及华侨出洋、中西文化交流，不仅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外来的物产，从而也充实和丰富了中国的语言文化。 潮语中，称地瓜为“番薯”，称南瓜为“番瓜”，此外还有“番茄”（西红 柿）、“番豆”（青豆）、“番葱”（洋葱）等，指明其来自外国。“荷兰豆”（刀豆）、“荷兰薯”（马铃薯）、“西洋菜”、“胡椒”等，则更明显。胡萝卜原产中亚细亚，元代末年传入中国，潮汕人称为“菜头”，既形象而又富于音韵、声调的美感。最有趣的是椰菜，潮汕人称为“哥 ｌá”，带着明显的东南亚语言特色。

由于受到外来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一些洋腔洋调时而出现，直至今天我们仍可以从上一辈的潮汕人谈话中找到这种现象。如称活板手为“士巴拿”（Ｓｐａｎｎｅｒ），称发电机为“马达”（Ｍｏｔｏｒ），称摩托车为“玛多猴”（Ｍｏｔｏｒ ｃａｒ），称公制为“基罗”（Ｋｉｌｏ），称玻璃杯为“牙叻”（ｇｌａｓｓ），称雪糕为“冰淇淋”（ｉｃｅ ｃｒｅｍ）称现代为“摩登”（Ｍｏｄｅｒｎ）等等，不胜枚举。汕头市区街名林林总总中，有一条纯粹“洋味”的“摩罗街”，原为十九世纪末一位英国人的名字，由此见证“百年商埠”的繁华和屈辱的历史。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发展，语言也在发展中不断地完善和充实。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潮语这朵中华民族语言文化领域中的“南国奇葩”，必将以更加绰约的丰姿，展现在世界语言之林中。（谢锡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