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涉嫌性剥削儿童并传播色情视频而被移交检方的“N号房”事件嫌犯赵周斌。

随着韩国“N号房”主要运营者“博士”被捕，这起集体性犯罪事件逐渐浮出水面。由于涉案人员多，犯罪情节严重，“N号房”事件也成为近几天国内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

2018年下半年开始，韩国几名男子相继在一款名为“Telegram”的软件上开设多个私密聊天室，主要发布胁迫、性侵、凌辱女性的视频。运营者假扮成警察或招聘人员，威逼利诱受害女性提供个人信息、拍摄裸照以及性犯罪视频，在聊天室销售传播。聊天室采取严格的准入制度，会员不仅需要花钱注册，而且还必须上传淫秽色情内容。据韩媒报道，聊天室的收费用户达到26万人之多。

“N号房”事件与韩国以往性犯罪最突出的不同在于，不法分子充分利用了匿名社交软件的特点进行犯罪。Telegram号称是最为“自由而安全”的通讯软件，它在通讯中实现了用户匿名、信息端对端加密、聊天信息定时销毁、“阅后即焚”等功能。看上去Telegram在保护用户身份和通讯隐私上不遗余力，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首先是取证难。被害者即便设置信息三秒可见，但是私密照片仍然会被不法分子留存，而在后续报案中却无法收集更多有效证据。其次是遏制传播难。由于Telegram聊天群没有人数限制，这就导致犯罪视频会被迅速、广泛传播，难以查清源头。再次是监管难。由于Telegram服务器不在韩国，韩国警方最初只能通过邮件形式请求Telegram方面删除非法视频和获取非法视频上传者的个人信息，前者两三天后才被删除，而后者至今没有得到回复。

由此看来，有关Telegram“自由且安全”的说法显然被夸大了。通过用户匿名实现“自由”，通过永久性删除信息实现“安全”，这样的“自由而安全”实质就是变相提高行政执法难度，成为犯罪分子的“法外之地”。Telegram绝非个例。据韩国媒体报道，在Discord、Wickr和Wire等主打安全性好的匿名聊天软件中，也发现许多从“博士房”泄露出去的视频。

实际上，传播色情淫秽信息早已成为匿名社交软件的通病，而像Telegram这样，用过硬的技术将信息加密做到极致，很容易成为性犯罪的“营养皿”。在匿名社交平台上，人暂时摆脱现实社会对自我的约束，满足自我揭露和情感宣泄需要，而一旦平台通过技术力量将约束力降到最低，那么人就会轻易将社会身份置于一旁，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制力，沦为*的奴隶。

中国互联网接入环境已进入泛实名时代，几乎所有的互联网服务都需要提供身份认证，这也符合网络空间从陌生人社交到熟人社交的发展趋势。但是，为了满足用户尤其是年轻人匿名社交需求，一些同类型软件也悄然兴起。所以，对于匿名聊天软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一方面，平台运营商应有能力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有效核查，及时封停有问题的账号；另一方面，有关部门要时刻关注用户对匿名社交平台的反应评价，有针对性地监管，只有增加对平台和匿名用户的前置约束条件，才能保证匿名社交平台的安全。

就在数百万韩国民众请求政府公开Telegram所有用户和不法内容提供者名单之后，不少“N号房”的参与者、观看者都在担心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旦公开，会影响家庭和前程。在韩国最大的门户网站NEVER，排名第一的热搜词竟然是“如何删除Telegram账号”。即便到最后，一些人仍然寄希望于删号来逃避处罚，但是，他们这次还能“自由且安全”吗？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