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钟雄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近期，对于国内经济形势是否需要保“6”的问题争论不断。笔者不是专业的宏观经济研究者，但长期在关注区域经济、关注产业、关注企业的研究。笔者认为，在外部环境风雨变幻时，应延续好现有的成功做法，让企业保持增长的惯性，而不是疲于应付政策的陡变。为此，更多的想从微观角度，谈几点自己对当前宏观政策的看法和理解。

近期，对于国内经济形势保“6”的争论不断。争论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否保“6”。这个争论最为激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我国不能让经济增速跌破“6”的界限。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未来经济增速换挡、进入5时代，也比靠强刺激取得6的增长更加健康。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也认为，“6”不是绝对的下限，并非一个神圣的数字。

第二，能否保住“6”。这类观点也相对较多，不赞成保“6”的基本是认为当前的形势难以保住“6”，强行保“6”还不如顺应经济规律。除上述经济学家外，人大刘元春教授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在延续现有政策的前提下将跌破6%，但不必对2020年中国经济过度悲观，政府也不需要因为“保6”而失去战略定力。瑞银证券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测2020年中国GDP增速或放缓至5.7%。

同时，我们也看到大多数不赞成保“6”的观点中，都提到不应该过度刺激，更不能因为短期刺激而牺牲长期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别提出，不能为保增长而大规模增加财政投资，从而给市场带来太多扭曲。

客观地讲，我国经济能不能较长时间保证6%的增长，谁也不能说清楚。但是，经济保“6”对当前来说显得特别需要。当前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倒逼我们要加强应对措施，而不是简单的看成逆周期管理。以下几个方面数据和现状的突变，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经济在加速下台阶，这个速度显得有点快。2018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8%，二季度增长6.7%，三季度增长6.5%。相对于2018年，今年的下滑有点快。2019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实际增长6.2%，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增长6.0%。

第二，中美经贸摩擦还在持续中，并没有改善的迹象，这个影响显然来得有点猛。贸易摩擦以来，我国进口逐步萎缩，9月份，我国进出口总额27826亿元，同比下降3.3%。其中，出口15289亿元，下降0.7%；进口12537亿元，下降6.2%。我国进口很大比重是中间产品，这些都将回到生产当中去，进口下降会体现到下一季度的生产下滑上。

第三，企业家投资的信心不足，民营企业投资意愿有点低。我国前三季度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0%，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2.5%。深圳第三季度，民间投资增长3.0%。增速快速下滑又会反过来对投资者信心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第四，深圳第三季度数据掉的有点厉害，深圳数据也许是个前奏。深圳第三季度数据已经在社会层面产生较多讨论。前三季度深圳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6.6%，2018年该数据为增长8.1%。深圳一季度增长7.6%、上半年增长7.4%，第三季度增长仅为0.5%。从深圳数据看，毫无疑问，中美贸易摩擦对深圳的影响很大。华为受美国的打压，增速有所放缓，可以预见短期内不具备改善的条件。比亚迪1-9月实现营业收入938.22亿元，同比增长5.44%。深圳是全国的出口大市，总部型企业较多，深圳经济具有较强的传导效应，是全国经济的先行指数。企业总部的数据下滑会传导到各地的子公司、分公司，通过传导效应对国内很多城市的经济数据带来不确定性。

此外，在中美贸易战影响下，我们还要考虑到国内一些政策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如去杠杆、去产能、环保等政策。这些政策都很好，也应该执行。但也要看到，一方面，这些政策如去产能，已经执行较长时间，市场也有一定得出清；另一方面，去杠杆政策用力过猛、过急；第三，因外部形式变化太快，环保政策再严格执行下去企业短期承受不起。基金公司募资难，上市公司资金短缺，中小企业贷款难度可想而知。去产能后导致水泥、钢材的价格上涨。环保政策致使传统产业企业关闭、减产、整改等，譬如沙石供应量减少，导致价格上涨。在外部经济的严峻形势下，内部结构性问题也在不断反应在经济数据上，除劳动力短缺带来的人工成本上升外，现在又多个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因素。国际国内市场不景气，人工和原材料价格又上涨，资金成本高企不下，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经营难度。

中美贸易摩擦显然是当前最大的问题。集中精力解决自己的事情是第一要务。贸易摩擦究竟持续多久、还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我们不可能预测。但我们可以预见的是，贸易摩擦带来的不良影响，只有靠我们内部活力增强和内需增长来消减。

当前需要放弃三个错误认识：

第一，不能机械地理解当前的经济下滑是经济规律的自然作用。这个认识显然是机械的。过去，我们的国际经济形势没那么恶劣，中美之间关系相对缓和，外部环境相对宽松。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影响还在持续或者还没显现出来。国际宏观形势的巨变，不应线性地理解为经济周期性影响。

我们也不能忽视日美贸易摩擦的惨痛教训。1990-1991年危机后，日本产生大量过剩产能、不良债权、过剩劳动力，银行等金融机构、企业**、失业率和自*率上升，以及错误的应对导致日本陷落。

第二，不能简单认为保“6”就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过去我们的做法常常依靠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保“6”，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改革措施，我们还有制约我们增长潜力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亟待解决。

第三，不能被所谓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严重性”所吓倒，谈“债务”色变。首先一点，地方债务毕竟是内部问题，短期债务还不了、还不完的，我们还可以调整债务期限，或者处理债务。要知道解决债务问题，最终还得靠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去解决。没有合理的增长，债务问题只会进一步加剧，而不是缓解。日本过去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债务并不是特别害怕“规模大”，只要利息率足够低是完全可以应对的。我国利息空间还是有的。

为此，经济“保6”是当前的特别需要。信心是黄金，我们需要调整预期，去带动企业家的投资信心，去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挑战。在外部环境风雨变幻时，延续好现有的成功做法，让企业保持增长的惯性，而不是疲于应付政策的陡变。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亟待经济的合理增长去解决，如就业问题、地方债务问题。“保6”不是简单的放水，也不是线性的基础设施投资，是为了保证我们的企业能够挺过这个难关。在内外矛盾交织的复杂环境下，“保6”就是保信心，改变我们增速下滑的预期。

“保6”靠什么：

第一，结构性减税，给企业更多的经济血液，政府让渡的就是利润，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生产意愿和投资信心。

第二，进一步强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的政策体系建设。解决“卡脖子”问题也好，增加企业附加值、自主创新也罢，都需要政策的引导。通过研发出产品，实现替代一部分国际零部件的进口。要知道，我们进口的更多的是高附加值的。从经济贡献讲，它能“一个抵俩”。这样才能实现我们的高质量增长。

第三，出台一些传统产业的鼓励政策，为新经济、新技术提供市场和应用场景，也为我们转型升级保留力量。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都有赖于传统产业和制造业的应用承载。

第四，放松新经济的监管力度。新经济、新动能确实很多不当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政策用力过猛、用时不当的问题。

第五，适度放松一些“限购的政策”。如汽车限购、房子限购，我们不是全面放开，但需要结构性放松，允许合理消费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六，千方百计加大出口。发挥跨境电商作用，像对待出口企业一样对待出口跨境电商。

此外，资金投放的渠道还是要扩大一点，环保、去产能等政策也需要“力度减一减、节奏缓一缓、督察停一停、监管等一等”。让企业喘口气，度过或适应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特殊时期。我想我们的政策还有很多，常规的和非常规的。发展是第一要务，增长是发展的体现。改革了、调整了，能不能实现6%的增长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