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集权的象征——金銮殿宝座

2、 明清以后八股取士的局限

《儒林外史》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中作者借王冕之口说到：

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这直接说出了八股文取士容易让士子摒弃道德思想的危害性。本来，八股文取士，出题范围以四书五经为主，以程朱理学等来禁锢思想，完全限制了才情发挥和思想内容，既不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又不利于健全人格的培养，却把文章形式放在了第一位。就像《儒林外史》中专门研究文章，评阅文章试卷的马二先生说的：

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弘又是一变，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又不可带词赋气。

马儿先生是尤其反对文章词赋气，也就是反对文人性情的，不仅马儿先生反对，范进的老师周进也因为魏好古在他面前卖弄诗词歌赋，痛骂魏好古到：

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

所以，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文章不要词赋气，便表示不要文人有个人思想和自由性情，专心做奴才而已。因此唐宋时那样既是道德君子、文学大家，又是经世致用之能臣的人，明清后越来越少。所以那年纪小小的牛浦，为了自己能出名也坑蒙拐骗，卖弄文学。士子们普遍的道德低下，到了令后人作呕的地步，他们自己却习以为常。文人士大夫精神的侏儒，导致他们的自私自利和麻木不仁，这种情况一直到五四运动后才真正得到扭转。

3、 明清时商品经济的大力发展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在江南的发展，是文人走向道德沦丧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从《儒林外史》我们得知，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物资非常丰富，物资的丰富，带来了生活的便利，而要获得物质生活的如意，你就要有大把的银子。在此环境下，中国传统社会耕读为生、耕读为荣的观念进一步松动，文人原来在精神和人格、学识等方面的优越感进一步丧失。他们面对达官贵人和豪富巨贾、暴发户等花天酒地的生活，自然眼红，但他们又普遍不会营生，缺少来钱之道，因此便放弃道德修养，转而钻营生财之道。

他们中有的走上了出书刊文、卖弄文字的营生；有的靠结交贵人来谋得衣食。当然最有保障的，还是考试做官，而考试做官仍然需要潜心苦读。但朝廷每年录取的名额毕竟有限，范进一样的幸运儿并不会经常有，所以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在悲叹命运不济的同时，便用花言巧语和出卖灵魂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因为自己一旦有了身价，就会有人找上门帮忙，就能赚到银子，谋得衣食，还能用得到的好处捐官或结交权贵，为自己的发展铺就另一条道路。

明朝后江南经济飞速发展图片

三、 文人道德沦丧的危害

明清后的科举制度，不仅戕害了文人，也带来整个社会风气的堕落。

首先，官场上，官员普遍追逐名利，贪赃枉法。这不仅体现在《儒林外史》中，也体现在《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老残游记》、《三言二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文学作品中。官场风气的败坏又带来这个社会风气的败坏。

其次，各行各业的人，普遍敬畏当官的。所以纵然你是落魄书生，只要你说到你与达官贵人有关联，别人立马对你尊敬起来。除了敬畏当官的，各阶层的人普遍庸俗和势力。所以范进中举前无人同情，至亲岳父也嘲笑不已，而一旦中举，则上至张静斋这样的乡绅，下至和他一样贫穷的邻居，都前来巴结。

再次，除了庸俗和势力，想方设法为个人谋私利，而不顾道义谴责也成为一种普遍。所以蘧公孙因为家中小厮宦成拐走丫鬟到衙门告状后，两个差人既不立马为蘧公孙拿人，也不为宦成向蘧公孙求情，而是以宦成从蘧公孙那里得到的“谋反”脏物——枕箱为凭据，唆使宦成借机敲诈蘧公孙和他的好友马二先生，白白得到九十二两银子。

正人君子杜少卿轻财重义，臧三爷、张俊民等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摸透了杜少卿的脾性，一次次到他家骗吃骗喝，或者装可怜求得资助，就连管账的王胡子，也背着他谋取私利，在他散尽家财，负债累累后，却没有多少人来回报他，甚至王胡子也离他而去。，所以从《儒林外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人集团的堕落和可耻，而是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

小结：《儒林外史》是一部明清社会文人生活的秘史，也是反映社会风貌的百科全书。没有丑哪来美？读《儒林外史》，我们被文中形形色色的丑陋所震撼，更欣赏鲍文卿、庄征君、迟衡山、马二先生、杜少卿、萧云仙、虞博士这样的正人君子，以及一些虽然家境贫寒，身份卑微，但却重情重义的贫苦百姓。他们像一盏盏灯，刺破黑暗，又凸显出黑暗的可憎。读《儒林外史》，我们对人情世故，社会历史都有更深的理解，对美和丑有更深的认识。作者谋篇布局之高妙，语言之辛辣幽默，人性关怀之细致入微，亦从中可见。读罢《儒林外史》，我们在嬉笑悲叹之余，如沐甘霖，如浴清风，干净飒爽，目光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