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巴金，没人会不知道他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三部曲中尤以《家》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不仅在当时的青年一代读者中极受追捧，巴金甚至还因此而收获了爱情，也就是后来让他珍爱一生的妻子萧珊。

巴金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伟大作家，这点毫无争议。《激流三部曲》（以下简称《激流》）也是一部“当时代”的伟大作品，被誉为民国版的《红楼梦》。夸赞与溢美之词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今天斗胆吹毛求疵，试着谈谈《激流》在文学价值方面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

《激流》与《红楼梦》一样，都记录了封建大家族的人情纠葛和兴衰过程。故事的时间背景是1919年到1924年，一个风起云涌的动荡年代，地点是在相对闭塞的内地——成都。通过封建大家庭高家四代人的生活，以及诸多人物的悲剧命运，着重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和控诉了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巴金在《激流》中也热情讴歌了青年一代新人的觉醒和他们与封建恶势力永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我想，正是在这种“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作者急于展示一种激情流动状态下的冲动，才致使小说过于显露它的功能性与教化性，因而降低了文学艺术所应具备的开放性与复杂性。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问题展开讨论。

整部《激流》就是一个声音——反封建。小说中虽然蕴含了异常广阔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却并不复杂，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轻易读懂。给我的感觉，它就像同时代郭沫若的诗歌一样直白，充斥着口号式的呼喊。仿佛时时在说：我就是要反礼教、反父权、反包办婚姻，要人性解放，要恋爱自由，要冲破一切封建牢笼，打破旧制度，创造新世界。

比较典型的是高觉慧这个“新人”[1]形象。在第一部《家》中最先出场的就是觉慧和哥哥觉民两兄弟。二人因学堂里学演戏在大雪之夜回家晚了。来做客的姑妈张太太关心地问他们是不是坐轿子回来的，觉慧听见便着急地说:“不，我们走路回来的，我们从来不坐轿子！”接着大哥觉新也帮他解释道：“三弟素来害怕人说他坐轿子，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巴金就是如此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他要写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觉慧在委曲求全地奉行“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的大哥觉新面前，多次大声朗读屠格涅夫《前夜》中的句子，“这样的社会，才有这样的人生！”“这种生活简直是在浪费青春，浪费生命！”觉慧更是毫不隐藏自己的真实思想。

电视剧《家春秋》 觉慧

《家》第十二章，巴金还直接交代了觉慧从小到大的思想变化过程。告诉读者他是如何从想做一个跟他的长辈完全不同的人，到变成了梁任公改良主义的追随者，再到五四运动后带着极大的热诚接受更新、更激进的思想，以至成为一个大哥觉新所称呼或者可以说嘲笑他的“人道主义者”。

觉慧的“新人”形象特征不仅反映在语言上，更在行动方面。他和觉民还有几个同学一起办报，介绍新的思想，抨击旧制度。在经历了自己喜欢的丫头鸣凤投湖自尽，又目睹了梅表姐、大嫂瑞珏等人的一系列悲剧后，终于忍无可忍地彻底与封建旧家庭决裂，只身去了新潮的前沿城市上海。

至此以后，也就是从《激流》的第一部《家》的尾声，到三部曲结束为止，觉慧再没有正面出场过。然而，他的名字却贯穿始终，一直到《秋》的最后一章，成为整部《激流》的灵魂和灯塔。他的每一次来信，甚至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觉新的思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