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当代中国社会分层 作者：李强 出版社：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9-06-01

我们知道，社会分层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一个社会是完全没有层化现象的。当然，开宗明义，先要澄清概念。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这个词，对于有些人来说恐怕是个生疏的概念。如果从字面上推测，大约可以理解为，是指社会分成层次的现象。在社会学上，“分层”这个词最初是从地质学中引入的，是用地质中的分层现象比喻人类社会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层化现象。如果从学术上给社会分层下定义的话，可以理解为：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

100多年来，社会分层既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最重要领域之一，也成为公众最为关心的社会现象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分层、地位差异现象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十分引人关注，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时期尤其如此。另一方面，社会分层研究也是剖析社会的重要手段。试设想，面对芸芸众生，比如像中国这样接近14亿人口的社会，究竟应该从何处着手进行研究呢？当然，最简便的方法之一就是对人群进行分类。分类有多种方法，比如，根据性别分成男性、女性，或根据年龄分成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根据人们垂直地位的差别进行分类，比如根据人们财产或收入的差别分成不同经济地位的群体，再比如根据人们职位的高低分成管理者、被管理者等。因为从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中，更容易解释人们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

社会分层，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十分讲究等级层次的社会：孔夫子讲“礼”、强调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等级的分层次序。迄今为止，无论是出席礼仪、会议发言、电视镜头、报纸上人名之先后等，都常常是遵循着严格的级别顺序。

既然是分层，那么，处在不同层级上的人群之间当然就是不均等的或不平等的，这样就涉及平等与公平的话题。在社会分层的理论中，不均等（不平等）与不公平有根本的区别。不均等（不平等）指资源在人们或人群中的分布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得到的多一些，有的人得到的少一些。而不公平指的是，从某一种价值观看，资源分布的格局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所以，均等（平等）的也可能不公平，比如，从按劳分配的价值观看，劳动多的人与劳动少的人如果得到的收入是均等的或平等的，是不公平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才是公平的。同样，不均等（不平等）的也可能是公平的，比如，贡献大的人比贡献小的人多得一些虽然是不均等的，但却是公平或公正的。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人们之间的地位差异或地位不平等是否可以消除？因为，如果地位的差异可以消除，那么，分层就没有必要了，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第二，如果不能消除，那么，什么样的地位差异或不均等（不平等）是公平的或合理的？对于第一个问题比较好回答，因为，我们考察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还没有发现哪一个社会能够将人们的地位完全拉平；就是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据称所谓“母系社会”“父系社会”，至少性别造成的地位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差异并不是坏事情，水如果没有“落差”都不会流动。既然不能消除差异，那么，什么样的地位差异或不均等是公平的呢？许多研究者认为，既然地位有差异、同时人们的能力、贡献也有差异，那么，让最有才能、贡献最大者去承担最重要的职位就是公平的，换言之，让最适当的人处在最适当的地位上是公平的。这种观点与*同志讲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有相似之处的，即让有才能、贡献大的人处在经济收入的较高位置。

那么，怎样才能够让有才能的、贡献比较大的人去承担比较重要的职位呢？这就是上文所说的需要流动。不允许流动的分层是不公平的，比如，一个国有企业的厂长没有本领，把企业搞亏损了，却没有被撤职，仍然当厂长，就是不公平的；同样，一个可以救活这个企业的能人，长期被排斥在企业领导层之外，也是不公平的。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市场改革以后的社会，虽然收入差距拉大了，但是，却从不流动的社会分层转向了流动的社会分层。

如果比较中国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分层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分层，就会发现两种分层在体制上有重大差异，这就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不流动”性与改革开放以后的“流动”性形成鲜明对比。本节试用社会分层的理论，剖析一下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分层状况。

对于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分层，笔者以为，其突出特点是“身份制”，或者说是它的“不流动”性。身份（social status）是社会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指由法律、法规、规范等认可的与一套权利义务相联系的社会位置。所谓身份制，就是通过法律、法规的规定，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身份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或条件作为排斥其他身份群体的正当理由。在改革开放以前，区分身份群体的属性或条件包括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比如，农村户籍身份的人就不能随便流动到城市里面来。中国50年代中期形成的身份制，还较多突出了政治身份，比如，当时将社会各个群体的成分确定为：贫下中农、富农、地主、职员、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右派分子等，这些成分主要是指政治身份，对此，笔者曾撰写了《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一文加以研究，此处不赘述。到了50年代中期，这样一套非财产所有权型的社会分层，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体系，并一直持续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前。这套社会分层制度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身份制”。

对于身份和身份制度，国际社会学界有着长久的理论传承，本书第四章将会有进一步阐释。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改革开放以前的身份制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笔者以为，有三点十分突出：其一是比较强调“家庭出身”，家庭出身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中国家庭的父辈或主要成员所进行的阶级成分划分，这种划分在当年是有严格标准的，一个家庭的父辈，其阶级成分一旦被划定，子女或后代就要按照这样的阶级成分填写家庭出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填写的履历表格里都有一项是“家庭出身”。在改革开放以前，家庭出身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对于一个人能否获取各种社会资源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二是比较强调“政治身份”，政治身份更为特殊，它主要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政治表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而且政治身份一旦被划定，也几乎是不可变更的。其三是比较强调户籍身份，对此下文还会述及。

区分身份地位指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多与一些“先赋因素”（ascribed factors）有关。所谓“先赋因素”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又如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再比如在严格实施户籍制度国家的户口类别、居住地区。当“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时，这显然是用“先赋的”指标来区分社会群体，一个人的父亲是与生俱来的，用此种标准区分的当然就是“身份群体”。

以“先赋因素”来确认人的身份地位，该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讲究等级、秩序。当这种身份得到了法律、法规的认可以后，各身份群体也就难以越轨，没有了跨越身份界限的非分之想，每一个人都被定位在一定的等级上，整个体制井然有序。此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束缚社会成员的活力、积极性和流动性，因为，它将每一个人定位在先天决定的身份体系上，人们很难突破此种先天的限制，很难超越级别、很难流动。所以，这是一种不流动的社会分层体制。在此种体制下，人们的后天努力与地位变迁没有太大的联系，因此，这是一种缺少公平竞争机会的体制。

身份制突出，一方面反映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例如，当时农民占到全部人口的80%以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在将阶级体系打碎以后，财产分层的地位下降，因而身份分层的特征就更为突出了。这种以身份制为核心特征的制度，具体说来表现在户籍身份、职业身份、干部级别身份、档案身份和单位身份等诸多方面。

中国自1979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身份制开始出现了解体的迹象，身份分层的地位下降，经济分层的地位上升。新体制的突出特点是，社会分层具有了流动性。比如，户籍制度有所放松，农民不再被约束在农村劳动，也可以到城市里来打工，从一个人的发展看，确实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也确实有一些农民因为经营成功而变为“专业户”“个体户”甚至上升为“农民企业家”。再比如，在城市里，原有的“单位体制”、严格控制“档案”的人事制度也发生变革，人们更换单位、变动工作不但可能，甚至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推进了以经济分层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分层体制的形成，改革以前的那种重视家庭出身、社会身份的分层体制逐渐弱化，而按照经济收入、财产财富、政治权力等区分社会地位的新的体制逐渐成熟，并成为全社会地位分层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结构呢？

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是十分学术化的概念，笔者以为，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复杂的。那么，怎样理解这个概念呢？

首先我们要回答，社会是怎样构成的？人们会说，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对，人是构成社会的分子，但是由于构成社会的单个的个人，人数太多，比如，我们中国社会有接近14亿的单个的个人，如果不从结构上考察社会，而从单个的人考察社会，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对整个社会进行研究。而社会结构则是指人与人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这样，我们只要研究这些稳定的关系，就可以了解社会了。如果给社会结构下一个学术定义的话，那么可以说，社会结构是指社会各要素或各部分相互之间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模式或互动模式。例如，社会经济结构、社会阶级结构、社会职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分别反映的是社会经济要素、社会群体要素、社会职业要素、社会组织要素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模式。

人们会问，我只看得见社会上的个人，但看不见你说的“社会结构”？其实，结构也是可以看见的，不过需要宏观的视角。打个比喻吧，有人在山崖上画壁画，如果处在作画者的位置上，确实看不清楚壁画，只看见一些颜色的涂抹，但是如果到远处去观察，就可以看到一幅宏伟的图画。这就是考察社会结构的宏观角度。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结构就是一种超于个人之上的关系，它作为一种宏观的模式制约着每一个人的行为。对于社会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一般说来，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结构更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所谓社会地位结构，涉及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社会地位的垂直结构，另一个是社会地位的水平结构。

社会地位的垂直结构亦称为社会不平等的结构，这与“社会分层”讲的是同一种现象，指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中高低位置的不同，比如阶级结构、人们因经济收入不同或拥有财产不同而形成的贫富结构、权力层级结构、教育地位差异结构等。而社会的水平结构则是指社会个人或群体的横向关系，如人们的地区分布、空间分布、产业分布、性别分布、婚姻状况等。当然，实际上垂直结构与水平结构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分开。比如，人们居住地的分布表面上看来是水平结构，但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的经济地位往往高于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的人往往占有更多的教育资源、更昂贵的住房资源、更高水平的医疗资源、更便捷的交通资源，因此，大量的人群都向往和流入这些号称“一线城市”的地区，地区之间的流动，本来应该是“水平流动”，但是，显然也有垂直流动的含义，所以，垂直结构与水平结构有时候是难以分割的。

总之，社会结构中，最为核心的问题还是人们因为经济收入、经济地位、财产地位、权力地位不同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垂直结构。对于这种结构，我们也称为社会分层结构。所以，在社会地位差异的问题上，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指的是同一领域的问题。

尽管社会分层的说法，让人感到有地位差异或高低不平等的含义，但是，不可否认，社会分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上文已经说过，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读者可能注意到了，笔者使用的不是简单的财富概念，而是“社会资源”的概念，什么是社会资源呢？社会资源是各类的、多种多样的“有价值物”的总称，它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技术资源等，当然，在社会资源中最为核心的还是包括财产、收入等在内的经济资源。既然社会资源是多元的，所以，造成的层化现象或社会结构分层的现象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般认为，从社会学家韦伯开始提出了三元社会分层的观点：即财产地位分层、权力地位分层和声望地位分层。其实，有多少种社会资源，就可以形成多少种不同的社会分层或社会分层结构。比如，不同群体因收入差异而形成的收入结构，因财产不同而形成的财产结构，因房产不同而形成的房产社会结构，因教育资源不同而形成的教育结构，因职业地位不同而形成的职业结构，因文化资源不同而形成的文化分层结构，因社会关系资源不同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等。所以，在社会分层结构这样的大概念下，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

讲到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就不能不提及社会流动。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讲的是人或人群所处的既定社会位置，那么，人们处在这种位置上是不是稳固的呢？换言之，地位低的人有没有可能爬到上层去？巨大财富的拥有者是否也有可能*呢？这就涉及社会流动。

什么是社会流动呢？社会流动，英文是social mobility，指人们的地位、位置的变化，更准确地说，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位置的变化；二是在地理空间结构中位置的变化。当然，社会学更注重的是研究前一个方面，即社会地位高低的变化。像农民工的流入城市、工人的调动工作、家庭成员几代人的变迁、干部的升迁、富裕集团的形成等，都属于社会流动的领域。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密切相关，一个讲的是社会分成高低不同的层次，另一个讲的是人们是怎样进入这种层次中来的。下面就分析一下这两个方面的关系。

上面所说到的社会分层的这两个基本方面，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展现的是既有的资源分配状态，即谁得到了什么；社会流动展现的是形成社会分层的过程，即为什么会得到。

如果用规范的学术语言来表述，就是：

第一个方面，指社会的不均等结构或者说“地位差异结构”，即社会分为地位高低不等的结构或社会地位差异的网络。这是我们考察任何一个社会、社区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譬如，收入分层、级别分层、权力分层，社会上有的人贫穷、有的人富有等。

第二个方面，指人们究竟是怎样进入地位差异结构中来的，比如从各级学校毕业的学生是如何进入职业的分层位置中来的，有的穷人后来变成了富人，有的富人后来变成了穷人。社会学家管这种进入的程序叫作“地位准入”（recruitment）机制，也可以说是“地位获得”（status attainment），即人们通过什么渠道而获得这种地位的。

对于社会分层研究的这两个基本方面，社会分层理论大师伦斯基（G. E. Lenski）给予了非常通俗的阐释：每一种分层理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都是两个方面：第一，谁得到了什么？第二，为什么得到？谁得到了什么，关注的是结果，看谁有钱谁没钱。而为什么得到，关注的是进入社会层级中的过程，一个人究竟是凭什么获得巨大资产的？是凭借竞争在市场中脱颖而出？还是利用垄断权力，甚至是贪污腐败？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公平观念。一种公平观认为，社会分层结构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要实现公平就必须消除此种层级结构；另一种公平观认为，分层结构本身的差异是难以消除的，公平是指人或人群进入这些结构中的过程是公平的。我们暂将第一种称为“消除地位差异”的公平观（也有人称之为“结果公平观念”），将第二种称为“地位准入”的公平观（也有人称之为“机会公平观”或“程序公平观”）。

从“地位准入”的角度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如下的一些准入机制。

第一，血统的或等级的“地位准入”。例如，中国古代皇权的承继、欧洲资本主义以前的等级制社会，那时，贵族的地位是通过家族血统继承的。尽管今天看来，这种地位获得是不公正的，但是，在历史上，这种地位获得曾经是非常重要的、合法的渠道。所谓“龙生龙、凤生凤”曾经是地位获得的最主要的制度渠道。中国人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在法理上否定了这种自夏朝以来曾经奉行了约4000年的制度，在世界共和国的历史上也算是名列前茅的。虽然在此后的年代里，血统继承的幽灵还不时地浮现出来，不过作为一种制度，它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失去了法理的依据。当然，直到今日，很多奉行君主制度的国家，也还因袭着此种地位承继的社会分层。

第二，通过关系网或熟悉人的关系而获得地位。尽管人们往往避讳谈私人关系、熟人关系对地位上升的影响，但是，从世界各国的精英集团的来源看，关系网或熟人关系都对“地位准入”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自古就是人际关系、熟人关系极其发达的社会，孔夫子儒学的突出贡献是阐释人际关系的规则，所谓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关系有一套准则，成为社会运行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熟人关系容易形成帮派，有负功能也有正功能。中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也是社会关系的一次大演练和大变革。然而，矛盾的是，改革的重要逻辑之一就是试图从依靠人情关系运作的社会转变为法理社会，要走向以法治国。但是，熟人关系又是人们难以摆脱的。所以，很多人都在探索，试图在关系社会与法理社会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第三，推荐的制度。据传说“夏禹”以前的时代，一国之主是由推荐产生的。中国自古就有举孝廉、举秀才的举荐制度。推荐的制度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还是发挥作用的。

第四，选举制度。上面说的推荐的制度就与选举制度有关，选举制度更具有国家政治制度的特征。选举制度通过选票的多寡决定“地位准入”，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社会政治地位获得的主要途径。中国近来在选举制度上也有很多新的实验，比如，村民选举的实验，又比如近来也有很多乡镇进行领导班子直选的实验，再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差额预选的实验等。可以预见，21世纪会是中国实践和实验选举制度的重要世纪。

第五，考试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开世界上通过考试实现“地位准入”之先河。今天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公务员考试制度也都是通过考试来筛选政府管理人员的。考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根据考试成绩或结果来决定“地位准入”，这一原则在地位筛选中，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国的“高考”制度，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不足，但是，在“地位准入”上，比起其他的人才筛选办法，更具备公平的特征。特别是在关系、人情盛行的局面下，这一点就更显得难能可贵。目前，考试制度的领域已经大大拓展，诸如律师、会计、评估师以及各类技师考试，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第六，文凭制度、学位制度。它们是考试制度的进一步延伸，使“地位准入”更加标准化、规范化。

第七，市场竞争或经济竞争，即在商业经营、市场交易过程中，或被淘汰，或获成功。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经济竞争机制为广大老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经验研究证明，确实有一些远离政治权力的人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经济上变得富裕起来。

第八，绩效考核。对于多数受雇者、职员、工薪层来说，被提拔及工薪收入上升是依靠自己的辛勤工作，取得成绩、成就。当然，如果是屡犯错误，不但没有成绩反而损失巨大，就应该受到惩罚；不但不应该获得地位，反而应该失去地位。这是下降流动。那么，对于不犯错误的“熬年头”怎么看呢？应该承认，这也是一种“年功”的成绩，即人家辛辛苦苦工作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应该归到这一类。

我们试分析一下上述八项地位准入的机制，前两项（血统等级的“地位准入”和熟人关系的准入）都具有“非公正竞争”的特点，在现代法理社会中都具有不公正之嫌。而第三项至第八项都属于竞争型的，是符合现代社会“地位准入”公正观念或公平观念。总之，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在现代社会中，地位准入的渠道变得越来越依赖竞争体制。

我们再思考一下开始所说的“两种公平观念”（消除差异的公平观和地位准入的公平观），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和以后进行对比的话，就会发现，改革开放以前占上风的是第一种公平观或公正观，即认为只有消除分层结构、缩小地位差异才是公正。而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的普及，主导意识形态开始注重“地位准入”或“进入过程”的公平观或公正观，即并不一般地反对分层本身，而是主张竞争型的“地位准入”，给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上升提供了更多的竞争机会。近40年来的中国社会，既经历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迁，也经历了公平、公正观念的巨大变迁。

表面看来，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是很具有学术色彩的话题，其实，它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非常实际的问题。

首先，社会分层与我们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举个例子吧，我们今天遇到了经济滑坡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人遇到了，全世界人民都遇到了，而经济状况与每一个人的联系太密切了。那么，这次经济滑坡的原因是什么？与社会分层有关系吗？我要说，当然有关系，而且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近年来，我国经济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谓“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即市场上积压的商品太多了，卖不出去了。为什么卖不出去了呢？当然，首先是国外的订单大量减少，而我们的“产能”却大大过剩。中央提出要扩大内需，让我们自己的老百姓来购买这些过剩的产品。面对国内待售商品房的大量积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初，国内待售商品房面积已近7亿平方米之多，中央提出“去库存”，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希望农民工来购买。那么，我们的老百姓为什么不买呢？是他们家里的东西太多了吗？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农村？要知道，占全国人口近70%的“农村户籍”人口，他们家里的东西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们当然也希望过上“市民”的生活，让他们的孩子和城里人一样上同样的学校、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让家里的老人享受到城里的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他们之所以不买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水平低下，没有剩余的钱，所以买不起这些东西和商品房。这样，我们就遇到了一对尖锐的矛盾：一方面是大量商品、商品房卖不出去；另一方面是大批缺少这些商品、商品房但是没有购买能力的农民。从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我们面对的生产过剩、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是由于我国社会结构中的低收入者比例太大，他们不是不需要这些产品，而是没有消费能力，没有钱。所以，扩大内需的关键是社会结构的调整。只有提高了广大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扩大了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重，社会结构变了，多数人变成了有消费能力的人口，我们的市场过剩问题才能够最终得到解决。

其次，40年来，影响中国人民生活的最主要的制度因素就是改革开放的政策。而社会结构、社会分层与改革开放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改革？改革是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体制或规则的变化。比如，改革以前的农村只能是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以后农民可以“包产到户”了。换言之，农民赖以生存的生活规则、劳动规则、经营规则发生了变化，这样管理生产的权力就从社队干部的手里转移到了一家一户农民的手里，于是，农民与干部、农户之间、农民与城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改革本质上是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改变了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总之，如果从组成社会的各个群体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关系体系，尤其是从社会各群体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差异的角度去考察的话，可以说，我们40年改革开放的最突出的变化就是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或者说，从社会学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主要变化可以归结为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既是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变化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革的动力。因此，社会分层结构处在一种比较核心的位置上。考察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注重的是探索社会中的人、群体所发生的变化，社会的任何一种演变、变革、革命、改良，当然最终会体现为人的变化、群体的变化。而社会分层结构的视角更侧重于人们的利益结构、地位结构，也就是说将经济、政治、物质利益、社会资源放到了比较重要的位置。而这些也恰恰是我国40年改革所涉及的最主要内容。改革的外在表现是经济发展迅速、城乡面貌更新、物质财富膨胀。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间所盖的房子，超过过去几百年盖的房子的总和，而改革的内在的、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生活目标、态度观念变了。而正是人们的这些变化，使得新的需求、新的目标被创造出来，由此，推动改革不断前进。所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也更可以解释改革的不断创新。

最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也与今天众多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近来的调研显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已经成为引起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人们很容易看到社会上的两极化现象，比如，一方面是腰缠万贯的“煤矿主”，另一方面是在这些私人煤矿里劳动的收入十分低下的煤矿工人，他们所处的劳动环境十分恶劣。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又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贫富分化的现象常常引发很大的不满情绪。比如，社会上流行的歌谣称：“大饭店往里看，里面都是贪污犯，先枪毙后审判，基本没有冤假案。”说饭店里面都是贪污犯，肯定不是事实，但是，这样的歌谣在社会上传诵却是事实，歌谣所反映的社会仇恨情绪却是存在的。研究表明，多数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都与利益分化、利益分割、群体利益、社会分层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城市向农村征地造成了“失地农民”问题，城市房地产开发造成了“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再如近来房产主、业主与居住者的维权运动，城市外来人口与城市管理层的矛盾等。所有这些方面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都直接与社会分层相关。所以，社会分层是今日中国关乎社会安全、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的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