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谢霆锋去日本学习期间，被人误认作是另一位日本的天才歌手。两人都有着俊朗的外表，桀骜不驯的气质，背一把吉他，仿佛要浪迹天涯。
这是谢霆锋第一次知道尾崎丰的存在，当他听完《forget me not》，已是泪流满面。尽管不曾见过，但通过音乐产生的共鸣，无所谓见或不见。
尾崎丰是谁？如今知道他的乐迷可能不多，而他是属于那类只要你听过，自会上瘾的歌手，我就是这样着了魔。
尾崎丰是叛逆的，他的叛逆非但不惹人厌，反倒有一股旁人想要效仿的力量。力量分多种，有深有浅，或正或邪，交替组合一番，将产生多组类型。在我的体验里，他是浅 正的组合。但我想若是早些年，定会是深 正的搭配。
叛逆少年向来率性而为，那些于成年人而言，可望而不可即的人气，他可以在一夜之间弃之不顾。在尾崎丰21岁那年，已经发行完三张专辑的他，在演唱会上宣布无限期停止演艺活动。理由是：面对人生的困惑，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个困扰尾崎丰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也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心里的自己，和外界眼中的自己，这两者间的关系？尾崎丰对此感到不解，而我们又有多少人能有解？
我们一边抱怨来自周遭的误解，一边又不愿有所改变，因为你会说：“他们眼中并不是真的我，难道我不够了解自己吗？”他人即地狱，沧浪之水无论清浊，有时我们早已失去了选择权。
尾崎丰最终还是回到舞台，只不过时间不长，他就因违反《觉醒剂取缔法》锒铛入狱。我无法推测他为何吸毒，只是感觉和一个孤独的灵魂有关。
他入狱了，被烙上更深的叛逆之印，成为鲜活的反面教材。也许正中某些论调，譬如早知他会有今日等等铿锵有力的断言。这类论调像是在嘲讽一辆偏离主路的车，迟早要出事，且是大事。至于为什么会偏离，车主是否有受伤，只是次要的，是悲调的点缀，而嘲讽才是首要。
出狱后，尾崎丰结婚了，不久又有了孩子。有孩子时，他24岁。去世时，26岁，死于肺气肿。命运之神没有给他陪伴孩子成长的机会，也没有给他继续我行我素的可能。
第一次知道尾崎丰时，我没想到他已经有了家庭和孩子，因为那些和他有关的故事里，他的形象更像是浪子，终日与孤独相伴。
所谓的叛逆，更像是为了证明“我”所拥有的存在权，“我”不想向人世妥协，不能丢掉“我”的面孔和心灵，他在追求真实和坦荡，用一种不够温和，而是有力度的，决绝的姿态。用这种不寻常的方式，来求取寻常。
如果你听过尾崎丰的歌，肯定对一幅图不陌生，图上是一个矫健的少年，从高处一跃而下，这是属于尾崎丰的标志性动作。
那是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表演时，唱着唱着，他突然从7米高（高度有争议，总之是很危险的高度）的高台上纵身而下，当时已经骨折的他并不知道，继续唱着。事后被问及跳下的原因时，他只是简单的说：“好玩。”
我能想到尾崎丰当时的投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条自由自在的鱼，可以无拘无束，用各种姿势配合表演。
有位歌迷曾经有感而发，虽然不懂日语，但是能感觉到他把每个音都唱得特别清楚。这种感触我也有过，尤其在听《forget me not》时，他好像是在对另一个自己诉说，尽可能地剖析，一颗心坦坦荡荡，任由你看得清楚。
尾崎丰最有名的三首歌，无疑是《I love you》、《forget me not 》和《oh my little girl》，尤其是第一首，有过若干翻唱。这首歌虽是他17岁的创作，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少年老成之感。即便今日听来，仍能使我共情。
写歌也好，唱歌也罢，投入是一剂猛药。让自己晕眩，也让听者晕眩。我许久不曾晕眩过，自然格外珍惜。
我听尾崎丰，从不在乎地点，因为他会带着我，随着他的投入而投入。投入会传染，甚至是一种传染病。当这种病症需要用“病以稀为贵”来形容时，我觉得这并非常态。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物质遥遥领先于精神，物质富足，精神空虚，后者被狠狠甩下，落了一大截，以致人们变得失衡。
此种不平等反应在校园里，便是过时的教育政策，难以保障学生的精神健康。校园暴力屡有发生，反叛日益激荡。
正是在此时，尾崎丰恰巧出现，他满足了学生们逆反的心理，就像一个代言人，做众人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想说却没胆说的话。仿佛由他说过做过，就足够了，这口气已经出了。
学生们要的不多，有个喘气的出口就好。好像在提醒他们：只要想做自己，看吧，是有可能的。这个尾崎丰的男孩，一直在这么做呢。他好似朝阳，是新一天的象征。这个“新”，是来自精神世界。看到他，精神就得到洗礼。
或许当时尚且是孩子的他们，关注更多的是有关他的“叛逆”。或许他们会认为，打架斗殴，逃课打球，和老师顶撞，是一种很酷的证明方式，证明“我”是不一样的烟火。
而多年后，他们终将明白，尾崎丰的叛逆还有另一种解释：他全情投入于热爱的音乐，可以废寝忘食。为音乐，他坚持原则，动情而歌，只唱心里的感觉。他的孩子气在面对音乐时，一切都变得纯粹。活在音乐里，他才孤独。孤独，却不愿走出。
静静地听一首他的歌吧，也许他仍未走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