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饮食上，小冰期的破坏力度是最强的。

根据史料记载：崇祯二年（公元1629 年），崇祯皇帝命官员马懋才前往陕西调查灾情，其调查结果可谓惨绝人寰。据其奏疏所写，此时因为饥荒，部分地区已经发生了易子而食的惨剧。

“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

这段便是讲述了当时的陕西地区整整一年没有下雨，百姓只能靠吃草吃树皮为生，偶尔还会出现有人食人的现象。

当时中原地区的农作物，面临着大面积减产、绝收的窘境。农民苦候一年颗粒无收，多少家破人亡，其惨烈情况难以言说，连河北区域的蒙古族、北边的女真族也深受影响。

史载“蒙古诸部大饥，多人塞乞食”，就是讲蒙古族受饥荒影响，处境艰难。

而女真族相对幸运，由于地处高纬，女真族主要以渔猎、游牧为生，本来对于严寒天气较为适应。然而小冰期的到来，气候骤降，令得大片牧草枯死，牛羊无以为食，直接令得无数底层百姓资产受损、食不果腹，却没有明朝百姓及蒙古诸部那般凄惨。

在居住上，实话实说……此时的自然环境已经十分不适宜人口居住。

据史载，小冰期时期的长江曾结冰长达一月，洞庭湖更是结冰厚达一尺。这种场景放在如今，就像是重庆的嘉陵江结冰一般，P出来都没人敢信，可当时就有这么离谱！

到了崇祯在位期间（1628—1644 年），相传曾出现过连续十年的大旱，黄河都被晒干到几乎断流，耕地颗粒无收，农民弃家而逃，很多地方空如鬼城。

而在出行上，对于底层百姓而言，这已经不叫出行，而是逃灾！

《明史·五行志》中记载，在崇祯七年八年（公元1634年、1635年），突然降下了一种可怕的瘟疫，早上发病，晚上就能死去……这场“瘟疫”，其实就是鼠疫。

古代对于瘟疫的处理方式向来十分简单粗暴，发现感染人口，*；发现感染城镇，烧！

然而北京城是皇帝居住之地，谁都没胆子在这个地方搞“消*”工作。

综合各种原因，北京城这场鼠疫绵延了好几年，后期愈演愈烈，百姓因此病亡者，高达五分之一。

最严重的时候，北京城内连路边乞讨的叫花子都一个不剩，而守卫城池的士兵更是锐减了一半，三万匹战马或病或死，只剩下一千匹堪能使用！

谁能想到，仅仅是一个鼠疫，几乎将往日人气鼎沸的北京城折磨成了一个空壳。

常言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底层百姓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没有条件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能力更没有途径，将发生的艰难情况传送到崇祯皇帝的案前。

而为了自保，他们只能铤而走险，离开故土前往异乡。

然而，此时的北方少数民族也因为牧草、粮食短缺，索性转移矛盾、南下劫掠。逃难的百姓们先遇天灾，再遭人祸，可谓凄惨。

唯一能解救他们的明末朝廷却财政紧张、军事情况危急，对于百姓援助力有不逮，使得民间怨气更深。

天启辛酉（公元1621年），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职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盗起，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贼由此而始。

崇祯八年（1635 年），全国农民起义军已达到了 13 支，人数约 30 万。

除却民间起义军队，这时北方的后金军队，亦是纠结了大批强兵猛将，正对南方的中原土地虎视眈眈。

关于明朝的覆灭，大多数人都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老生常谈的角度分析，而小冰期却是一条难以被人察觉的暗线。

如著名汉学家卜正民说：“气候肯定是一个无法忽略的重要因素。明朝的崩溃当然不只是因为气候变化，仅仅生态环境本身解释不了任何东西。然而，当你试图去解释明朝为什么崩溃，如果不把气候考虑进去，肯定是不完整的。”

政治上，关于明朝的吏治黑暗、政治腐败，已经不用赘述。而在小冰期时期的一件事上，便可看出当时官员们的墨守成规、目光短浅。

当时蒙古诸部深受饥荒困扰，其惨烈已到了易子而食的程度。有名叫做袁应泰的官员知道此事后，曾建议收留蒙古饥民，借此收买人心，拉拢蒙古贵族，巩固两族友谊。

户部郎中却表示反对，他认为：咱们自己的麻烦事儿还没有搞定，哪里有空去管别人的事情。

而后金得知此事后，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重视。他们当时也深受饥荒困扰，却果断向蒙古诸部施以援手。

这段善缘在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得到回报，札鲁特蒙古联盟与后金交好，为后金与明朝对峙时，态度鲜明地倒向后金，为其攻打明军提供了不少助力。

而明朝则在这样的猛烈攻势下，屡屡落于下风。

军事上，当时明朝军队与后金对阵连连失利，即便有袁崇焕、吴三桂这样的名将坐镇，也难以力挽狂澜，难道只是因为小冰期吗？

抛却崇祯用兵确实不行的个人因素，这个的确跟小冰期有着微妙的联系。根据人类学家研究表明，身处高纬度的人，其身体素质和耐寒能力，要远远强于低纬度的人。

而女真族千百年来驻守苦寒之地，对于气候的适应能力明显强于明朝人。所以在入关之后，还能与持续两个世纪的小冰期“和谐相处”，靠的就是这份得天独厚的身体素质。

然而，小冰期对于女真族人不足为惧了，但大明王朝的士兵们却很难忍受“突然入冬”的温度。如《明史》所载： “明年（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镐乃会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定议，以二月十有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塞……号大兵四十七万，期三月二日会二道关并进。天大雪，兵不前，师期泄……官兵四面围之，地泥淖，且时际穷冬，风雪裂肤，士无固志。”

可见当时的严寒气候对于士气打击有多大。

两军交战，最怕的就是水土不服导致的损兵折将。

譬如二战时期，德军百试不爽的闪击战，一到苏联就莫名失灵了。令德军万万没想到的是，踏上土地之后，最先迎接他们的不是苏联士兵的炮弹，而是从未感受过的严寒气流，令人迷惘的泥泞道路，以及宛如蜗牛般的补给速度。

这导致德军预先准备的闪电战，临时变成了攻坚战。而后苏联强大的火力覆盖和装甲洪流，更是令德军叫苦不迭，惨败而归。

某种意义上，后金与明末的对峙，也是一场因气候被迫延长的攻坚战。在这种情况下，谁的战力足、人心齐、耐力久，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无奈那个时期的大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猪队友常有，而良将不常有。虽然良将，但缺乏天时、地利，也难以成事。

经济上，虽然明清小冰期被冠上了“明清”的头衔，但当时这场低温灾害的的确确是席卷了全球。

当时欧洲也是战乱不休，人口大量损失，部分国家的国力急剧衰退，外贸经济也随之下降，直接导致流入中国境内的白银数量越来越少。

而同一时期，隔水相望的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的统治，并且正在实施“闭关锁国”政策，变相隔绝了与明朝的贸易往来。

白银流入变少，银价随之上涨；谷物歉收，物价随之上涨；待物价高于税赋之后，朝廷又不得不增加赋税……明朝整体经济深受破坏。而底层百姓，面对天灾人祸，已然食不果腹；再面对这繁多的赋税，更是不堪重负。百姓无钱交税，国库空空荡荡。

没钱，一切都等于零。纵然崇祯皇帝如何绞尽脑汁，想出再多办法，也无法实施，更平息不了这大明朝的内忧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