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同学都来问我们，《范式与流派》这本书这么有难度，该怎么学？相信同学们到现在都已经把这本书至少读过一遍，而今天猫哥团队就继续我们的资料整理，为大家送《范式与流派》的整理笔记，这份笔记是我们结合传播学发展脉络，并整合其他传播学教材整理出来的，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今天这部分主要是关于大众传播理论发展脉络，笔记下半部分则是关于书中一些零散的知识点：

佩恩基金研究是第一个大众媒体的效果研究，由美国电影调查委员会在20世纪20年代末组织，旨在了解电影工业对青少年信息获取、态度改变、感情刺激、健康损害程度、道德水准的侵蚀程度以及对行为的影响，主要代表学者有布鲁默等。

佩恩基金研究背景有：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学转型，量化研究技术应用于社会科学调查；②电影工业大规模进入大众生活；③媒介暴力问题，尤其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方面，引起社会批评。

佩恩基金研究方法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实验法、调查法等定量研究方法开始出现。

研究结果显示：

①成年人对电影场景很少产生情感唤起反应，而年纪越小越容易被电影内容影响；②电影中的暴力与性内容对青少年会造成不良影响。但同时也需要注意，此结论并不能为理解今天的媒介对儿童的影响提供指导。

关于电影对儿童的影响，佩恩基金调查有12个以上的主要研究同时进行，每一个都是较大规模的调查，而且每一部分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调查目的。佩恩基金的每一项调查都具有实证意义，是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最大的科学性调查之一。佩恩基金的调查成为媒介调查领域科学化的先驱，开始重视定量分析，传播学研究范式开始转变，是使大众传播成为一个科学的研究领域的重要里程碑。

起源：“使用与满足”研究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一些学者对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以及其背后的心理动机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

赫佐格：1944年，《专家知识竞赛》的广播节目的11位爱好者进行访谈，哥伦比亚大学广播研究室，对广播的受众心理及获得满足进行了研究。动机感情释放、感情想象、寻找建议

贝雷尔森：1940年，《读书为我们带来什么》，指出人们对书籍的使用受到年龄、学历、职业等因素影响的同时，还归纳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读书动机。对印刷媒介使用形态进行考察。七大满足。

麦奎尔：20世纪60年代末，对电视媒介使用动机的考察。从概念操作、受众样本抽选、数据分析各方面，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程序。各类节目“满足”共同的四种类型：心绪转换、人际关系、自我确认、环境监测等。

70年代以后，使用与满足理论逐渐走向了理论建构，学者们也开始将使用类型的需求与社会的需求和社会心理的需求结合在一起。

正式提出

卡茨：1974年卡茨等人在论文《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中提出和归纳了该理论，将媒介接触行为概括为一个“社会因素 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从社会满足（gratification of social）及心理需要（psychologicalneeds）的角度来研究传播中的受众，通过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需求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类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这也是大众传播效果论的重要观点之一。

使用与满足理论将受众视为有特定需求的个体，认为不同的个体之间存在差异性。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内容是基于受众的社会及心理需求，并通过这种接触和使用来满足自己的特定需求。

理论内容与核心：

5个前提假设：传播行为；选择和使用媒体的主动权在使用者手里；社会和社会心理的因素引导、过滤或影响着传播行为；媒体与其他形式的传播行为相互竞争；一般情况下，受众在使用与满足过程中占据主动

媒介使用动机的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麦奎尔的大众传播使用需求矩阵

评价：

优点

①它认为受众的媒介接触是基于自己的需求对媒介内容进行选择的活动，这种选择具有某种“能动性”，这有助于纠正大众社会中的“受众绝对被动”的观点。

②它揭示了受众媒介使用形态的多样性，强调了受众需求对传播效果的制约作用，对否定早期“子弹论”或“皮下注射论”的效果观起到了重要作用。

③指出大众传播对受众具有一些基本效用，这对 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过分强调大众传播无力性的“有限效果论”也是一种有益的矫正。

不足

①过于强调个人的和心理的因素，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色彩较浓。

②它脱离开传媒内容的生产和提供过程，单纯地考察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不能全面揭示受众与传媒的社会关系。

③“使用与满足”研究指出了受众的某种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是有限的，仅仅限于对媒介提供的内容进行“有选择的接触”的范围之内，不能反映受众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有着传播需求和传播权利的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

新媒体语境下，对受众“使用媒介”新的“满足”：

① 使用新媒体发布信息以满足受众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② 使用新媒体构建公共空间以满足受众参政议政的需求。

③ 使用新媒体本身使受众娱乐和参与互动需求的满足得到延伸。

理论在新媒体时代的应用

短视频：“短视频”的概念：一种通过 PC 端和移动终端传播的、时长在几秒到几分钟的视频形式，具有依托移动智能端、时间短、易传播、可社交等本质特征。

互联网以及手机等的使用与满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出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

3、分众理论

分众：指的是受众并不是同质的孤立个人的集合，而是具备了社会多样性的人群。

核心内容：

1)社会结构具有多样性，是多元利益的复合体;

2)社会成员分属不同的社会群体，其态度和行为受群体属性的制约;

3)分属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受众个人，对大众传播有不同的需求和反应;

4)在大众传播面前，受众并不是完全被动存在，他们在媒体接触、内容选择、接触和理解上有着某种自主性和能动性。

分众理论背后是一种多元主义社会观，把当代社会看做一个多元利益、多种力量的集合体，它摆脱了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观，以更多的变量来看待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有关分众需求的实证研究：

杰克·兰蒂斯的关于电视的全国调查

美国报业广告协会的调查

媒介发展的分众化趋势

1971年，美国学者J·C·梅里尔和R·L·洛文斯坦发表《媒介、讯息与人的新视角》，三个阶段：

1)精英媒体阶段——指早期的报纸和政党报刊时代，在这个时代，教育普及程度很低、媒体资源昂贵，读书看报还是少数社会精英和富裕人群的奢侈品，而在内容上也是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的。

2)大众媒体阶段——大众报刊、通俗读物、大众电影、广播电视的出现和发展迎来了大众媒体阶段，特点是国民教育已经高度普及、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流人群、媒介接触和使用成本不断降低、受众的规模达到顶峰，因而在内容上，则是力图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的信息需求。

3)专业媒体阶段——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大众媒体达到饱和状态，同时社会的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这种需求使得专业媒体时代的到来成为必然。

分众理论的一个前提假设是：人们有着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学历、文化，有着不同的个人属性和社会属性，因而他们的媒介需求、接触动机、兴趣和爱好也是不同的，媒介只要对受众进行准确的定位，就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4、媒介依赖理论：

媒介依赖理论（Media Dependency Theory）是由德弗勒和鲍尔·基洛奇（DeFleur & Ball-Rokeach）在 1976 年提出的，它把媒介作为受众——媒介——社会这样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概括来说，媒介依赖理论认为“一个人越依赖于通过使用媒介来满足需求，媒介在这个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因此媒介对这个人的影响力就越大。

媒介依赖理论认为，我们通过使用大众媒体获得特定满足或完成一定的目标，如果受众缺乏其他替代性方式（或资源）完成由媒体提供的满足或特定目标，就会对大众媒体形成依赖。依赖程度越大，大众媒体对个人产生的影响越大；反之，如果对大众媒体的依赖较小，大众媒体对个人的影响也就越小。年龄、健康程度、行动能力、经济状况、社会交往和互动的能力、生活满意度都会影响个人的选择能力和替代性资源的数量，决定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依赖。

媒介依赖理论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种。前者由波尔洛基奇和德弗勒提出，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受众与媒介之间的依赖关系，后者由鲁宾和温德尔提出，主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依赖的效果。

宏观：波尔-洛基奇和德弗勒提出，从社会学角度解释受众与媒介依赖之间的关系。

个人与大众媒体的双向依赖关系：由于大众掌握着许多不可替代的资源，而个体需要通过这些来达成个人的目标：理解、定向、游戏；同时，大众媒体需要通过大众实现自己的目标：盈利和合法性。

微观：鲁宾和温德尔提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解释依赖的效果。把个人的需求和传播冬季、信息搜寻策略、媒体使用和功能性替代、媒介依赖等因素联系起来。

效果研究的几大理论

5、宣传

1）人文的角度

杜威的观点：应该通过教育，让公民具备立性的判断能力，识别宣传和事实，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心灵自由和智力上的成熟。其认为一战后，政府仍然在利用新闻操纵民意，控制人们的思想，是“新家长制作风“，阻碍了思想的自由流通。

反对宣传运动：宣传分析学会，成立于1937年，由一批学者组成，第一任会长是坎特里尔，协会的宗旨是帮助公民识别和分析宣传。

2）专业的角度认为宣传可以使整个社会运作得更有效率

公关之父伯奈斯：认为普通人是乌合之众，必须由少数明智之士管理和控制，因此宣传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它是现代民主制的必然结果。（李普曼将政府宣传对民意的控制比喻为“制造同意”）

伯奈斯和艾维·李针对人文主义的批评，强调公共宣传的从业人员必须遵守职业道德，严格自律，艾维·甚至提出在宣传中，必须公开信息源，让公众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

3）社会科学的角度

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最早将宣传现象明确作为研究对象，客观中立地研究如何进行宣传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拉斯韦尔把宣传定义为它仅指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一点但欠缺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流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宣传关注的是通过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不是通过改变环境中或有机体中的其他条件，来控制舆论和态度。

4）新自由主义宣传

见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乔姆斯基的五大过滤器理论

6、说服研究

耶鲁项目（霍夫兰）

信源的可信性假说：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说服效果越小。

休眠效果：低可信度信源的传播效果随时间逐渐回升的现象。

分离假说：强调信源与信息在经过一段时间后相互脱钩。

对休眠效果的研究说明。在发布信息时，可以选择高可信度信源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然而从长期来看，起作用的还是内容本身。休眠效果还说明，时间可以使低可信度信源的说服效果有所增加，对于暂时不被接受的合理意见，要有耐心。此外，如果要保持高可信度信源的说服效果，必须不断强调该信息的信源，使二者之间不发生分离。

7、从功能到效果

魔弹论：大众传播具有强大的效果的理论。按照洛厄里和德弗勒的解释，魔弹论主要建立在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型。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有两个：

1、大众社会理论；

2、达尔文的进化学说。

魔弹论，又称“枪弹论”、“皮下注射论”，是对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早期理论之一，盛行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末，代表学者有拉斯韦尔等。

魔弹论认为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众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躯体、药剂注入皮肤一般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不仅能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能支配人们的行为。

魔弹论的提出有两个理论背景，一是本能的“刺激反应”论、二是大众社会理论。该理论的代表研究有：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布鲁默的佩恩基金研究和坎垂尔研究（“火星人入侵地球”研究）。

魔弹论盛行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但整体上看来是不正确的，它过分夸大了大众传播的力量，而忽视了影响传播效果的各种客观社会因素，并且否定了受众对大众传媒的能动的选择和使用能力。

洛厄里和德弗勒把魔弹论的主要观点归结为五点：

1、生活在大众社会中的人过着相互隔绝的生活

2、人类生下来就具有一样的本能

3、人们对事件的参与（如媒介信息）方式是差不多的

4、造成人们以相同的方式接受和理解媒介信息

5、媒介信息就像子弹一样击中每只眼睛和耳朵，对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产生直接 、迅速、一致

早期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是逐渐形成于20世纪初期的社会理论，早期功能主义起源于社会学创始人斯宾塞、涂尔干等人，用生物学和进化论解释社会。

帕森斯将功能主义引入社会学，糅合韦伯、马克思、涂尔干等人的理论，建构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也直接启发了大众传播的功能研究。

默顿为功能主义的推广和理论修正做出了贡献，，他将功能主义的观点总结为：

1、一个社会是由相互关联的各部分组成的系统。

2、这样的社会会自然而然地趋向一种动态平衡地状态；如果产生不和谐，各种趋于稳定的力量将出现；

3、一个社会的所有重复活动具有维持系统稳定的作用；

4、一个社会中至少有某些规范化和重复的行动有着满足该系统关键需求的功能，否则此系统就无法生存。这一观点被认为是为现状辩护的保守主义。

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

拉斯韦尔的传播三功能：环境监测、社会联系与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

1948年，拉斯韦尔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5W和传播三功能。

赖特的四功能：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提供娱乐

1959年，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中，在继承拉斯韦尔三功能的基础上，围绕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问题提出了四功能说。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负功能说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1948年发表《大众传播、通俗口味和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一文，特别强调了大众传播的三种功能：社会地位赋予、社会规范强制（有点像舆论监督，弥合“个人态度”和“公共道德”之间的差距，但也容易形成广场政治、多数的暴政等问题）、作为负面功能的麻醉作用。其中传播的麻醉负功能，认为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会不知不觉地失去社会行动力，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从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一书中，现代文明把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追求的双面人变成了完全受物质*支配的单面人。）

帕森斯的理论中，每个社会结构都具有促进社会平衡的作用，这种贡献就是功能。默顿认为，有些行为或结构会降低系统的适应性或调节能力，这些后果与功能相反，所以被成为负功能。

拉扎斯菲尔德等人认为，大众媒体会使得广大群众在政治上冷漠和迟钝，把大量的实践用在跃度、收听、思考大众媒体中，而不是投入到有组织的实际行动中。他们把对当代种种问题的了解作为采取行动的替代品，自以为对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了解甚多而沾沾自喜，但实际上并没有对解决它做出实际的贡献，充其量只是一个旁观者。

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宣传只能让受众获得一些事实性信息，但在改变受众态度方面却收效甚微。由克拉帕1960年在《大众传播效果》一书中提出，他的观点极力强调了大众传播影响的无力性和效果的有限性，因而被称为有限效果论。

五项一般定理：

1、大众传播通常不是效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的原因，它只不过是众多中介因素之一。

2、大众传播最明显的倾向不是引起受态度的改变，而是对他们既有态度的强化，即使在强化过程中，也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

3、大众传播对人们态度改变产生效果需要两个条件：意识其他中介因素不起作用，二是其他中介因素本身也在促进人们态度的该百年

4、传播效果的产生，受到某些心理生理因素的制约

5、传播效果的产生，还受到媒介本身的条件以及舆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效果研究与传播流

《人民的选择》，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哥迪特

调查设计和调查技术

伊里调查

调查方法：固定样本反复访问设计：选取样本3000人，整体上可以代表伊利县——从3000人中再抽出4个各600的固定样本，每组样本进行配对——对对象继续进行重复观察（投票前、决定时、决定后）

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和歌迪特对1940年总统选举中伊里县的选民投票行为进行了调查，调查的核心是发现人们如何及为何做出投票决定。研究的结果于1948年出版，书名叫《人民的选择：选民如何在总统选举中做出决定》。为了全面准确地描述选民的投票行为，拉扎斯菲尔德使用了固定样本反复访问法。由于其研究方法缜密、成果丰富，这项研究成为效果研究的典范。

1940年是重要的一年，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美国人30年代大萧条的担忧在这一年画上了句号，这一年也是美国被卷入战争前最后一个和平的年份。因此，1940年总统竞选的重要性超出了任何一个选民的想象。

该研究为什么选择伊里县？

答案在于，伊里县有一个特点，就是在20世纪的每一次总统选举中，这个县的结果都和全国的结果基本一致。这个县颇具代表性的投票规律也可以使用该研究结果解释媒介和政治行为关系时，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如何进行固定样本设计？

1940年5月，调查员对伊里县1/4的住户实行了访问。第一次接触的结果使研究者可以从全县4300人中选出3000人，选择的标准是这3000人能够从整体上代表这个县。

3000人中又抽出4个600个样本的固定样本。每组样本都进行配对，使其中每一个地代表整个县。因为它们都是为创造性的固定样本设计服务的，所以这四组样本都称为“固定样本”。这一特殊调查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对重复访问的效果进行评估和控制。

需要注意的是，调查的目的在于研究投票决定随时间推移的形成过程。更详细地说，这意味着从5月选举开始直到11月选举结果出来的这段时间里，要对访问对象进行重复观察。而固定样本设计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可以发现这种反复的访问是否影响，以及在什么程度上会影响选举的决策。

通过对同一样本反复调查，就可以追踪该群体在选举前不同阶段的投票意向及影响因素，在每一阶段都可以把大众传播的政治宣传与选民的政治行为一一对应，从而观察其影响。

但有一个问题是，对中心组的反复访问是否会影响其投票决策与选举行为呢？

为此，拉扎斯菲尔德等人设计了几个对照组，其中对照组A在5月和7月分别访问两次，对照组B在5月和8月分别访问两次，对照组C在5月和10月分别访问两次，还有一个D组只在5月访问过一次。其中重点研究的中心组从5月开始到11月，每月访问一次。由于这5组居民随机抽取并配对，除了访问次数不同外，其他外在条件全部相同。如果对中心组的反复访问会影响投票行为，那么中心组的投票结果就会与其他组不同。

最后结果发现，这5个组的投票结果基本相同。说明反复访问没有改变选民投票行为，研究结果是可靠的。

该研究的结果有两类，一类帮助我们了解选民的特点、有哪些力量影响他们的政治观点和行为；一类表明了大众传播的政治宣传在帮助他们形成投票决策中扮演什么角色。具体来说，研究结果包括：

测量选举的参与度

SES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IPP政治既有倾向指数（index of political predisposition）：所谓政治既有倾向指的史人们在接触传媒宣传之前已有的政治态度，在伊里调查中，研究人员根据调查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宗教信仰和居住区域涉及的IPP指数，是显示人们原有的政治态度的综合指标

最后决定时影响选民的因素

早决定还是晚决定

交叉压力的问题

媒体宣传的主要影响

激活

加强

改变

竞选宣传中的注意模式

媒体接触的集中

广播对印刷媒体

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

《人民的选择》是大众传播研究史上最重要的研究之一，也是社会科学史上最成熟的调查研究之一。第一，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创造性的调查设计是如何应用于纵向研究的；第二，它深入考察了总统竞选中媒体的政治宣传所起的作用。它迫使传播理论学家们重新思考大众社会的概念、媒体影响无所不能的观念、社会属性的作用以及人际联系的重要性。大众传播研究史中没有哪个研究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人民的选择》表明，媒介影响并不能完全直接地改变无助的受众，相反，他们的效果是有限的，这与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受众在人口统计方面的特点有关。少数的意见领袖选择性地接受媒介影响，而大多数人根本不怎么接触媒体宣传，结果造成通过人际渠道产生的影响比媒体的更大。

两级传播：指由众媒体经意见领袖过滤再到个体的信息流动过程。

意见领袖：

卡茨等人发表的《个人影响》，是《人民的选择》的后续研究，其目的是为了验证《人民的选择》提出的各种假说在政治选举以外的其他领域是否适用。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对购物、流行、时事等领域进行多次研究，结果发现，既有倾向的作用、选择性接触机制、意见领袖以及两级传播现象在这些领域同样广泛存在。

1955年出版的《个人影响》提出了“中介因素”的概念，认为制约和影响大众传播效果的“中介因素”主要有四种：1、选择性接触机制——包括选择性主义、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层次；2、媒介本身的特性——讯息的媒介渠道不同，效果也就不同；3、讯息内容——包括语言和表达等，其方法和技巧不用，会令人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4、受众本身的性质——受众的既有立场和倾向、他们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意见领袖的态度，会对大众传播效果发挥重要的制约作用。

创新扩散：

1962年，美国传播学界重量级学者罗杰斯在对农村新事物的采纳和普及过程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创新与普及》，对两级传播的概念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

罗杰斯将大众传播过程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信息传递过程的“信息流”；二是作为效果或影响产生和波及过程的“影响流”。前者是一级的，即信息可以由传媒直接流向受众；后者是多级的，要经过人际传播中许多环节的过滤。

罗杰斯将原来的两级传播模式发展为多级或者N级传播模式。

罗杰斯将创新的扩散定义为：创新经过一段时间，经由特定的渠道，在某一社会团体的成员中传播的过程，主要关注与观念相关的扩散。他指出，创新扩散的过程涉及主要四个因素：创新本身、传播渠道、时间、社会系统。一项创新被接受和采纳要经历五个过程：认知阶段、说服阶段、决策阶段、实施阶段、确认阶段。大体来看，创新的扩散过程可以被描述为一条“S”形曲线。罗杰斯将一项创新的采纳者分为具有冒险精神的创新者、受人尊敬的早期采纳者、深思熟虑的大多数、持怀疑态度的后期大多数、墨守传统的落后者几种类型。

里维尔计划：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这在20世纪50年代受军方委托，对传单信息扩散效果进行实地研究。虽然该实验并不是真实的新闻扩散，但是认为制造的实验环境有助于我们发现信息扩散的规律。其中一项实验分别在八个地区空投传单，每个地区传单的数量各不相同。最少的一个地区平均每四个人才能得到一份传单，而最多的一个地区平均没人可以得到32份。结果发现重复成都与信息的知晓度正次昂管，准确地说是对数关系。传单投放数量越多，知晓者所占比例越多，但是重复度到达一定程度时，知晓者的增长速度降低，成边际递减趋势。他们还发现，在传单投放相对较少的地区，一部分人是从人际传播中得到这一讯息的。

知沟假说

提出：

知沟（knowledge gap）,1970年最先由学者蒂齐诺、多诺霍、奥里恩2等人在《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中提出。

内容：

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得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

原因：

1、传播技能2、信息储备3、相关的社会交往4、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接受和记忆5、大众媒介系统的性质

证明过程：

1、可操作性定义，两种思路证明：纵贯研究，对比社会经济地位高低两个群体在同一段时间内的知识增长速度；横剖研究，研究某一个时间点上报道量多少对不同群体的知识量的增长的影响

2、证明存在的证据：此前研究者关于两则政治新闻扩散的研究

改进：

在后来的一项研究中，蒂奇诺、多诺霍和奥里恩研究了可以缩小甚至消除知识沟的某些条件，研究人员对明尼苏达州的15个社区做了关于知识与其他变量关系的调查，并在对该调查作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知识沟假说的修订：

1、当人们感到某个地方议题存在冲突时，对该议题的知识沟可能会缩小

2、在多元化的社区里，由于存在各色各样的信源，因而知识沟有扩大的趋势；而在同质性的社区里，人们的信息渠道虽不正式但相同，因此知识沟扩大的可能性较小

3、当一个议题对本地的人们有迅捷且强烈的影响时，知识沟就很容易缩小

数字鸿沟：

概念：它是一种在获取、使用或影响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方面的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现象。从一个国家内部来看，它可能是指个人、家庭、社会群体或地理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它们通常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水平或其他人口统计类别下。

第一类我们可以称为“缺失的链接”，是那些身处偏远农村或贫困地区的人群，对他们来说，上网是有限且昂贵的。对于这些群体，国家需要为网络访问提供经济的和技术的解决方案。

第二类可以称为“荒地”，ICT的特性自身衍生出了这类问题。部分女性、老年人，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发现网络过于机械、孤立和复杂。为了吸引这些群体更多使用网络，软件需要重新设计，应用需要多样化，电脑游戏需要更具想象力。社会要引导那些避开ICT的群体逐步接近ICT。

第三类是“异社会”，学生来自社会边缘，比如留守儿童。这些学生需要指导才能利用ICT提供的资源和机会。他们的数字鸿沟不是简单的设备差异，不是投资于硬件、软件和网络就能解决的。相反，必须致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在数字解决方案中，信息技术应用无疑会有所赋能，但如果仅仅将其加于现状之上，无法产生根本性的改变。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在边缘化群体中推动使用ICT的目标不是克服数字鸿沟，而是促进社会包容的进程。为此，必须专注于改变，而不是技术。

当今的数字鸿沟关乎的是使用质量，而不是访问。必须致力于解决社会-文化差异，专注于网络技能、网络素养与参与鸿沟。

新的数字鸿沟：

数字化的生活方式，包括频繁的多任务处理，或许正在损害我们的下一代保持专注的能力。在成长过程中，技术和媒体围绕在青少年身旁，平行世界的入口无处不在：在电脑上、手机上以及电视上都潜伏着。保持孩子们的眼睛远离屏幕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们喜欢和大人打游击战。

为了应付这众多的屏幕，人们学会了在不同媒体间以及在媒体和真实生活之间反复切换。媒体的多任务处理在儿童和成人当中都非常普遍，对儿童影响尤甚。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在缩短，记忆广度也随之出现问题，走神或曰分心由此变成了一场日常搏斗。

信息已然变成分心的事物，变成转移注意力的东西，变成一种娱乐的形式，而不再是赋权的工具和解放的手段。

硅谷的父母越来越担心屏幕对孩子的影响，并转向无屏幕的生活方式，而穷人和中产阶级父母的孩子则依靠屏幕来抚养。这对男孩来说尤其糟糕，因为即使是极短的屏幕暴露时间也会改变男孩的行为。

穷人的孩子在对屏幕上瘾；而精英的孩子则回到木制玩具和人际互动的奢侈上。《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总结说：“数字鸿沟本来同获取技术有关，等现在每个人都有了入口，新的数字鸿沟反倒体现在对技术获取的限制上。”

沉默的螺旋：

1974年，诺伊曼在《传播学刊》上发表论文，最早提出沉默的螺旋概念，1980年以德文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进行了全面的概括。该理论主要从群体心理学角度出发，对传播过程中的从众表现进行分析，理论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个体存在着孤立恐惧和群体压力，从而导致优势意见的螺旋式上升和劣势意见的沉默。

三个命题：

①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

②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

③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影响和制约舆论。

诺依曼认为舆论的形成不是公众“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环境”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这一非合理过程的产物；

社会群体和大众传播是人们判断意见环境的主要信源，后者影响更大；

传媒对人们环境认知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三个：a.多数报道内容高度类似——共鸣效果；b.同类信息传播时间上的持续性和重复性——积累效果;c.媒介信息的抵达范围空前广泛——遍在效果。（三个命题）

诺伊曼通过沉默的螺旋的理论，重新题是了一种强有力的大众传播观，包括以下要点：

1、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2、经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作“多数”或“优势”意见所认知

3、这种环境认知所带来的压力或安全感，会引发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并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舆论的诞生。

理论特点：

1、舆论观：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大多数人共有的、能够在公开场合公开表明的意见才能称为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强调的是舆论的社会控制功能。

2、传播媒介提示的意见环境未必是社会意见分布状况的如实反映，而是一般社会成员对这种分布you处于“多元无知”状态。即，传播媒介具有“创造社会现实”的巨大力量。

理论评价：

优点：

1）是有限效果理论向强大效果理论转变的关键性研究

2）它把对舆论形成过程的考察从现象的描述引向了社会心理分析的领域，强调了社会心理机制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3）强调大众传播对舆论的强大影响，并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影响来自于大众传播营造“意见环境”的巨大能力

4）把民意研究和大众传播研究结合在一起，把民意概念变成可以实证研究的客体

5）假说中对媒介的“赋予地位”功能、大众传播的公开性、普遍性、报道内容的类似行和累积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选择性接触的困难性所作的分析，对重新评价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缺点：

1）过分强调害怕被孤立这一社会心理因素，而忽略其他导致社会行为的因素，入受众的个体特征及其与议题的关系等

2）没有考虑个人的人格差异，忽略了舆论的变化过程和“中坚分子”的作用

3）参考团体的重要性被忽略

4）多数意见压力的强弱受到社会传统、文化以及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制约

新时代下沉默螺旋的理论发展

网络空间中社会孤立的动机并没有消失；网络群体对个人的压力方式有所变化，强度有所减弱；从众心理动因依旧存在，从众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尽管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但沉默的螺旋并没有从网际消失。

“反沉默的螺旋”

是一种与“沉默的螺旋”背反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公众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能自我反思和自我分析，不会盲目地从众和趋同，很少被迫保持沉默来保护自己免受来自多数意见的攻击或意见气候的无形压迫，常常打破沉默。受众可以自由发表或支持“劣势”或“少数”意见，此种“劣势”或“少数”意见能被更多的网民接受，可能发展成为与“优势”或“多数”意见势均力敌甚至超越或改变“优势”或“多数”意见的情况，即少数人意见向多数人意见演变的机制。这种情况便表现为“反沉默的螺旋”模式。

第三人效果：

戴维森于1983年在《公共舆论季刊》上发表的论文《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论文中提出了第三人效果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夸大大众媒介对其他人态度行为的影响，而嘀咕自己所受到的影响。

宏观角度：大众传播对环境

议程设置

提出的过程：

1922年，李普曼在《民意》中提出，报纸营造了一个虚假的“拟态环境”，而观众把它当作现实本身，形成关于世界的错误的想象。

1948年，在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共同提出的大众传播的四功能中的大众地位赋予功能，认为大众媒体的报道可以使社会问题、个人、团体以及社会运动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显著性会让他们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合法性。在大众媒体的这一功能中，已经蕴含了议程设置的萌芽。

1963年，美国学者科恩在谈到大众传播的影响的时候，非常形象地说：“新闻媒体远不止一个信息和意见地提供者。很多时候，它可能并不能成功地告诉人们怎么想，但是在成功告诉它的读者想什么方面，它却极为出色。”

关于议程设置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在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chapel hill）研究，一个是夏洛特研究。

在教堂山研究中，麦库姆斯和肖研究了媒体对不同问题的报道数量的排序，以及受众对国家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的排序这两个定序变量，通过用统计方法计算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度，他们发现当地的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之间的相关性指数竟然高达0.97，即他们发现新闻媒介建构的外部世界与样本选民头脑中的图像密切相关。

1972年，这个研究的报告以《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为题刊登在《舆论季刊》上。这一研究指出：大众传播媒体报道量越大的问题，越容易被公众认为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议程是指在某一时间点，按照重要性等级进行传播的一系列问题。

评价：1、这一效果理论一改关注态度和行为的研究传统，转而将注意力放在大众媒体对受众认知的影像上，它研究的是人们想什么，而不是怎么想。

2、议程设置理论关注的是整个信息环境对公众的影响，而不是某条信息的微观影响。

3、议程设置研究提出，大众传播对于公众的环境认知具有强大的影响，这对20世纪40年代依赖占据主导地位的有限效果理论是一个重要的修正。

4、议程设置理论形象地说明了大众媒体、公众意见和政治过程之间的关系

批判：但从研究数据和结论的关系来看，教堂山研究有着简单化的倾向。首先，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并不能说明是媒体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其次，李普曼的理论讨论了现实、拟态环境和公众认知之间的关系，但1968年的研究只讨论了后两者的关系。

夏洛特研究：在1972年美国新一轮总统竞选宣传中，麦库姆斯和肖等人在北卡莱罗纳州夏洛特市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一项对两个时间点的纵贯研究证明了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间的因果关系。

在夏洛特研究中，肖和麦库姆斯组成了一个研究组，设计和完成了一个固定样本研究，将媒介提出的政治议题与选民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感知进行对比。

研究者首先选定了1972年6月和10月两个时间点，分别测量这两个时间点的媒体议程（夏洛特观察者报）和公众议程，这是一份固定样本。

接下来研究者进行了前后交叉相关比较。如果6月的报纸议程与10月选民议程的相关性大于6月选民议程与10月报纸议程之间的相关性，那么就可以证明6月的报纸议程影响了10月的选民议程，相反，则说明6月的选民议程影响了10月的报纸议程。

议程设置能成为效果研究的里程碑，把抽象的哲学观念转换为一个可以用简单方式加以验证的操作性命题。它代表了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一次大转向，是一次提出假说并搜集数据、研究新闻媒介与数据的关系这一经典问题的努力。在这种意义上，这种研究是新闻学专业人才的独特产物，他们现在正以科学方法为手段，更好地去了解他们心目中神圣事业的运作方式。

进一步验证：冯克豪塞关于越南战争期间的媒体议程、公众议程和现实世界指标的研究。

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机制：

1、“0/1”效果或知觉模式，大众媒体报道或不报道某个议题，会影响到公众对该议题的感知

2、“0/1/2”效果或显著性模式，媒介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

3、“0/1/2……N”效果或优先模式，传媒对一系列议题按照一定的优先顺序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报道，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顺序所作的判断。

一般认为大众媒体主要通过这三种机制来设置议程，从感知到重视再到判断，是一个影响和效果依次累积的过程，越往后效果越大，影响也越深刻。

铺垫效果

1987年艾英戈和金德出版的《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一书，提到“通过唤起对某些问题的注意，并忽略另外一些问题，影响观众对政府、总统、政治和公职候选人进行评价的标准。”铺垫效果更多关注的是议程设置的后果，个人意见的形成过程。

西蒙的决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们不会对所有的事情保持专注，注意力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其次，人们在判断时，一般不会经过全面的分析，而是更喜欢试探式分析——比如直觉和常识。试探式分析的一种形式就是依据最容易得到的信息做出判断。大众传媒恰好是现代社会中公众最容易获得的信息资源。

框架效果

在新闻传播中，框架概念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媒体工作者通过选择、突出、排除、提供细节等方式报道某一个问题，它强调的使新闻生产过程；而是新闻生产过程产生的结果。

框架概念的发展：

框架作为考察人的认知与传播行为的学术概念，最早见于人类学家贝特森于1955年发表的论文《一项关于玩耍和幻想的理论》中，贝特森提出了元传播的概念，即人们为了传播而进行的传播行为，包括对所传递符号的定义及其诠释规则的约定。

1974年，社会学家戈夫曼出版的《框架分析》一书，明确给框架的定义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

设置框架就是从有待感知的现实中选择某些方面，使其在传播的文本中更加显著，它的具体做法使促进对一个问题的特殊界定方式、因果解释、道德评价以及提出该问题的解释方案。甘耐姆把媒体的框架分为四个维度：1、新闻涉及的话题2、外在表现3、认知上的属性4、情感属性。

关于框架与框架研究：

恩特曼对美国主流媒体在报答两大类似事件时所采纳的不同新闻框架的比较分析。

属性议程设置（议程设置的第二层）

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不仅仅停止再“制约视野“的层面，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响。大众媒体报道的对象事物具有各种各样的属性，有正面的、负面的、中性的；大众传媒对某些特定属性进行凸显和淡化处理，使对象事物的“主导属性传达给受众，也会影响到受众对是无形之的认识、判断和态度”，麦库姆斯把这种影响机制叫做属性议程设置。

框架理论在新媒体时代的应用：

框架效应在新闻传播中最直接的表现载体为框架理论，即通过选择和强调某一内容而达到一定的框架效果。由于受众媒介接触方式的改变，全媒体时代尤其是自媒体平台上的大众传播将传统的新闻传播框架消解，议程设置理论中的单向传播变成了今天的多向无序传播，对媒介内容的选择权掌握在受众手上，而集体无意识传播汇聚成非理性舆论强势导致正性传播框架失灵，这些都显示出框架效应在全媒体时代的大众传播中具有了新的特点。以下将从框架线索、框架内容和框架结果三个方面来认识全媒体时代的框架效应。

1）未经理性处理的框架线索会引起非理性的框架结果。

与以往框架线索只由传统媒体提供相比，全媒体时代大众传播中的框架线索多源于自媒体。这就决定了框架线索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自媒体越开放，框架风险也越大。微博平台开放性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公众变成传播者，微博的及时性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传播者能在第一时间变回受传者，这是微博称之为“自媒体”的最大特点。在自媒体时代，公众将与自身相关的信息源未经理性处理即时发布到自媒体平台，经由自媒体平台特有的“评论加转发”功能，将信息源迅速变成大众传播中具有风险性的框架线索，框架线索越开放，框架风险也会不断叠加。

2）框架内容的消极性

框架线索源头的开放性意味着框架线索中的新闻传播内容受到传播主体多元性的影响，变得更具有主观情绪和倾向性，消极和负面的情绪也随之增加，这也成为框架效应在当前新型传播生态下的又一特点。特别是自媒体的异军突起，大众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对象、方式、渠道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框架线索经由公众发散式的传播，演变成具有一定传播指向的舆论框架。那么框架线索的消极属性也将变成具有消极情绪指向的框架内容。框架属性的消极性在新型传播生态中具体表现为框架内容(即传播事件)的消极情绪，而这种消极情绪由框架线索的源头产生，在全媒体的传播框架中逐步的消解与深化，并最终影响了决策。

3）框架结果的非理性

全媒体时代特别是自媒体平台上信息传播的非传统性，使得具有高风险性的框架线索和消极性的框架内容经过几何传播，聚集了更加复杂和非理性的传播框架结果。而这种框架结果，必然导致非理性的意见倾向，更容易造成受众心理的正性框架倒塌，诱发公众社会行为反弹。

培养分析：

培养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为了解决美国社会严重的暴力和犯罪问题，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暴力成因与防范委员会”。格伯纳在该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下，考察了电视的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人们社会现实认知的影响。研究发现，电视的暴力内容与青少年犯罪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环境危险程度的判断。（背景）

培养分析探讨了电视对受众现实感知过程的影响。我们接触电视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把电视中所表现的世界当做真实的世界，模糊了媒体的象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界限。培养分析把电视讯息看做一个整体，认为不同的节目类型中都有一些持久不变的内容模式，反复灌输给受众。日久天长，影响受众对现实的感知，甚至塑造其思维方式。（基本内容）

培养分析理论代表着对大众传媒长期、潜在影响的认识，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社会共识中的巨大作用，对效果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其指出大众传媒所提示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传媒的倾向会带来或好或坏的社会效果。（理论优势）

但培养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其只适合特定种类的电视节目，期待整体的电视观看产生培养效果是不合理的，忽略了受众对电视内容的解读；其次，电视的培养是否有效，还受到国家的媒体管理体制与电视内容传统的影响。（批判）

培养理论的主要内容

"培养理论"的基本假设是：长时间收看电视的人，其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更加接近于电视所呈现的景象。即电视通过长时间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了电视观众的"现实观"与"社会观"。"培养理论"是建立在若干前提之上的。充分把握与理解这些前提，是完整准确的理解"培养理论"的关键。

第一，格伯纳认为，电视节目内容是一致的。由于经济效益驱动下对收视率的追求，电视节目内容往往是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共同兴趣的。电视节目投资者和制作者更加乐于复制那些已被证明可以获得高收视率的有利可图的节目。这样就必然造成电视内容整体的趋同。这一点，格伯纳在制度分析中进行了分析论述。

第二，电视信息是具有整体倾向性的。电视所传达的信息是语言、图像、声音等象征符号的有机组合系统。而隐藏在这一象征符号系统背后的是则是特定的意识形态系统。这就必然导致了该符号系统意义"结构的完整性"与"整体倾向性"。通过"讯息系统分析"，格伯纳认为，美国的传播媒介反映了统治阶级尤其是统治资本的价值和利益。也恰恰是基于这一前提，培养理论得以成为美国经验学派同法兰克福批判学派共同感兴趣的理论交集。

第三，鉴于电视内容的一致性，格伯纳认为，受众虽然会在电视节目之间进行选择，但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因此，"看电视本身是一种仪式性，而非功能性的过程。"所以，在格伯纳看来，对"培养理论"的验证不能建立在受众对节目偏好的基础上。

第四，电视不同于印刷与广播媒体。它不需要以识字为获得媒介的技术前提，无论老人、小孩、文盲或者知识分子都可以收看。其声画并举的传播模式给受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电视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与日常娱乐的主要媒介。正如格伯纳所说的："电视机已经成为家庭的中心成员，成为在大多数时间解说最多故事的那个叙述者。"许多人从出生开始便与电视为伴，被包围在电视提供的信息之中。深在其中的人们很难对电视世界与现实世界做出清晰正确的区分，更谈不上"自由漫步"于电视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了。

第五，培养理论是建构在"现实"的三个维度或者说"现实"的三种意义之上的。在媒介社会，"现实"分为真实存在的"客观现实"，由大众传播媒体塑造的"媒介现实"或称"符号现实"、"虚拟现实"，以及由"客观现实" 与"媒介现实"共同作用于人的头脑而形成的"主观现实"。现代人无时无刻不处于这三种现实的包围之中。身处媒介信息浸润之中的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看法，尤其是对亲身难以体验的现实，更多的是要取决于媒介构建的影像。而由于上面提到的媒介讯息的一致性与倾向性，这种依靠"媒介现实"所建立的"主观现实"必然不可避免的偏离"客观现实"，而倾向于"媒介现实"。培养理论正是力图理清"媒介现实"对"主观现实"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发生的原因。

对培养理论的评价

该理论揭示的是大众传播对社会“共识”、对人们的“主观现实”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是以一定的社会观和传播观为研究出发点的。

1）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共识"中的巨大作用。

2）指出大众传媒所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传媒的倾向会带来或好或坏的社会效果。

3）包含对资本主义大众传媒的批判和要求改革的观点。

4）教养理论可能适合于特定种类的电视节目，但可能不支持总体上的电视内容，期待整体的电视观看产生教养效果是不合理的。

培养理论的外围：

培养分析并不是一项孤立的研究，相反，它是“文化指标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包括制度分析、讯息系统分析和培养分析。

其中，制度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大众传播的信息生产、传达和消费过程中的各种制度性压力和制约因素，揭示大众传播内容的特定倾向形成的原因。1、国家2、企业3、同业竞争4、受众对信息的传播过程

讯息系统分析：目的在于揭示媒介讯息系统的整体倾向性

培养分析：是信息系统分析的延伸，考察的是大众传播的特定倾向所造成的社会结果

培养理论的发展

"培养理论"提出后，格伯纳等人又对其做了理论上的补充与修正。提出了"主流说"(mainstreaming)和"共鸣说"(resonance)以及"第一级信念"和"第二级信念"(second-orderbeliefs)。

"主流说"是指，不同背景不同社会群体的长时间看电视者，其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即"主观现实"均倾向于"媒介现实"，具有趋向"主流"的趋势。"共鸣说"是指，电视的"培养"效果在某些特定群体中具有更加明显的效果。如女性更加容易受到暴力伤害，因此大量收看电视的女性受众更加倾向于认为暴力犯罪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就是"与电视中呈现的高犯罪世界的描绘产生了'共鸣 '。

"第一级信念"则是指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表面认识。如暴力犯罪的发生率等。"第二级信念"是指对社会现实态度层面的认识。如社会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应当指出的是，"第一级信念"与"第二级信念"虽然在程度上是递进的关系，但它们并不具有天然的因果关系。在培养理论中，"第一级信念"更多的受电视影响，而"第二级信念"则受电视以及其它各种因素的综合制约。

经过不断的补充与修正，培养理论日渐完善。但是，一些问题仍时常困扰着研究者。

首先，电视培养效果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到底是长时间的收视使人不敢在夜晚独自上街；还是由于这种恐惧使人不得不呆在家里看更长时间的电视？"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这一问题似乎并不能得到满意的解答。

其次，从总体看长时间的收视确实是产生培养效果的主因。当控制某一变量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时，受众的"收视时长"在"培养"效果中所起的作用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当同时控制多个变量时，"培养"效果中可以归于电视的效果就非常小了。这一点也是其他研究者对"培养理论"提出质疑的依据。

实证研究的技术手段对研究结果也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如问题设计的精当与否在研究中至关重要。有的研究者认为，以某一特定节目类型为研究对象(如暴力节目)，会看到更加清晰的培养结果。但这种观点似乎与格伯纳的基本假设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

从培养理论提出至今，新的研究结论层出不穷。其中既包括支持"培养"假说的研究结果，也不乏部分甚至全部否定"培养"假说的研究结论。

米歇尔·摩根(Michael Morgan)与詹姆斯·沙楠(James Shanahan)在1997年传播学年鉴(Communication Yearbook)上发表文章，梳理总结了"培养理论"提出后二十多年中的5600多项"培养研究"后，肯定了"培养效果"的存在。作者认为尽管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从总体来看，"培养理论"已经得到了证明。正像约瑟夫·多米尼克(Joseph R. Dominick)在他的书中讲的那样："公平地说，尽管不是所有的传播学者都对"培养理论"表示信服，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培养"效果在一部分群体中确实存在。

大数据环境下网络涵化模式的重构

新的媒体形态改变了传统电视以时间为标准的传播特性，如数字电视、网络视频等。由于新媒体具有交互性强、受众参与度高、及时传播、双向反馈等特点，从而改变了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广播等对受众影响的单向性、整体性和线性涵化等特点。观众对电视的反涵化作用可以通过调查观众后续的情感表达、认知态度和自主活动等表现出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社会因素的不自觉介人彻底改变了传统涵化模式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媒介互动性与受众个性的融合

“媒介涵化受众”与“受众涵化媒介”是双向涵化、互相影响的一个过程。传统的涵化理论认为，只有媒介涵化受众的理论性，受众可以亲自参与到网络虚拟环境的构建过程中，媒介内容和展现方式会根据受众需求的反馈而进行调整，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大数据时代是“受众决定媒介”。例如，受众在使用淘宝时的物品推送，就是淘宝后台计算机根据受众平时的购买情况和浏览情况进行的按需推送，一方面满足了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成交的可能性。

虚拟网络空间向现实实体空间转移

“媒介涵化受众”与“受众涵化媒介”实现了多时空、多维度、多方面和实时性推送的精准涵化。大数据时代的精准推送，能够帮助受众把注意力从线上转移到线下。比如，网络监测到你是爱车一族，就会给你推送各种各样的圈子、各种车友会的联系方式，你可以通过线上加人的方式发展成为线下交流。网络媒介极大地满足了受众不同时空的个性与需求。

破坏性与机构性并存

破坏性、结构性涵化的特点由于网络的便捷性与大数据时代推送的精确性和瞄准性，受众容易在线上投人过多的时间，或者与网络中的好友更多接触而忽略了与身边的朋友和亲人的交流，破坏人们之间的现实亲密关系。

自我涵化的循环过程

“媒介涵化受众”与“受众涵化媒介”是一个不断循环、互相影响的自我涵化过程。大数据时代，网络媒介可以通过精准分析大众的需求而进行推送，这是对受众的涵化过程，但同时受众也可以重新建构网络内容。大数据时代整个涵化过程就是受众本身以自我为中心点不断进行被媒介涵化以及自我涵化的过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