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严茸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武术题材曾经成为影视剧创作的热点，从《神秘的大佛》到《少林寺》《武当》《霍元甲》，都获得了空前的社会关注度，但这类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呈明显的“落潮”之势。著名作家何顿逆势而上，创作了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武术题材长篇小说，而且将武术定位为“国术”。总体看来，《国术》既有对武术和武术精神的深刻认识，又聚焦尚武精神与国家强大、个人发展之间相契合的因子，并进行了多层次、多侧面的意蕴建构路径开拓，从而在继承武术题材创作传统的基础上，赋予了武术文化一种精英文化层面的价值思考，发掘出其中具有新时代启迪价值的武术文化魅力及其精神内涵。
一、以武术魅力彰显中华文化精神
中华武术有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丰富内蕴。《国术》贴切而精彩地展现了中华武术文化的特征和魅力。
首先，《国术》展现了中华武术门派与类别的丰富性。武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古代先民在狩猎采集、部落争斗中产生了对身体的感知与思考，进而系统练习，形成了武术的源头。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中华武术的门派与类别越来越丰富，仅拳法就有南拳、北拳、赵家拳等十一家，明代郑若曾于《江南经略》中称：“中国武艺不可胜纪，古始以来各有专门，秘法散之四方。教师相传，各臻妙际”。《国术》充分展示了中华武术种类的纷繁复杂，如南少林拳、太极拳、善扑（摔跤）、八拳、形意拳、六合拳、刀枪剑棍等。很多仁人志士正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的勤学苦练、大胆创新，从而不断地丰富着中华武术成果的宝库，《国术》中刘杞荣的“太空子午棍”就是这一行为的成果。何顿对武术门类和刘杞荣的武术创新所展开的艺术描写，给人提供了充分的阅读快感和中华武术知识。
其次，《国术》体现了中华武术的社会流行趋势和恒久不移的技击魅力。作家热情赞赏了20世纪中国社会流行于男女老少之间的武术精神。小说以汪、刘两大家族因抢水而打架拉开序幕，随后为避免再次被打，族长刘耀林请贺新一师傅教全村老少南少林拳来自卫；在长沙国术训练所，与刘杞荣、周进元等人一同学武的不止男性，还有贺涵、柳悦等富家千金学以防身；抗日战争时期，武术成为国共两党抗战*敌的必要武器，即此可见，在时局纷乱的历史年代里，武术对于老百姓来说既是安身立命之术，也是保家卫国之技。而在当今时代的和平环境中，武术已经由实用性趋向审美化，《国术》中大篇幅地描写武术竞技和以武抗敌的场面，实际上也是在借此重新召唤武术的技击魅力，重新激活武术所蕴含的自强不息和保家卫国精神。
最后，《国术》还揭示了中华武术文化的宏阔气度与民族自信。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到开通丝绸之路，我国历史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国际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国武术也随着中国和日本的交流开始传播到日本。明代的戚继光抗倭，则在斗争中学到了日本的刀法，将其融合进军事战斗中，提高了将士们的战斗力。完全可以说，海纳百川而传之四方是中华武术的基本精神气象。《国术》中向凯然创办的国术训练所中所邀请的各家武术大师，除了擅长本民族棍术的范志桂，剑术的朱国祯等人，还有精通日本劈刺的严乃康，美国拳击的白振东等等，武术以集大成者的姿态奠定了民族的自信自强，小说描写了众多中国武术高手与外国人比武的场景，鲜活地展现了中华武术的强者之势，揭示了国术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包揽万象的宏阔气度。
二、以武术报国标识民族大义
《国术》以百年中国历史为总体背景，在大量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所构成的众多场面中，充盈着一股强大的民族大义与报国精神。
《国术》详细刻画了多次擂台比武的场景，从中可透视出中华民族心理的自尊自强和武者报国的英雄气概。擂台比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常出现的现象，因外国人嘲笑中国人“东亚病夫”的缘由，很多仁人志士上台与其比武以示反抗。战争爆发之前，擂台就是战场，台上的胜利及台下的欢呼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民反抗欺侮的成果。何顿将这些比武场面穿插在刘杞荣等人习武的过程中，让他们感受到武术的力量之所在，在这些年轻人的心中扎下了报国的种子，也为他们身份的随后转换做了铺垫。抗日战争时期，刘杞荣、周进元等人纷纷加入抗战，教官兵劈刺、亲自与日军交手，国术训练所的学员也全部从军，从比武现场转到血淋淋的战场，不论是刘杞荣等习武之人还是普通士兵，这些中华儿女都体现出强烈的爱国、报国精神，武术则成为这种精神的有力载体。
日军三次攻打长沙而不得、刘杞荣与周进元等人潜伏刺*汉奸，战场上与日军拼刺刀、接受日军受降时的比武等历史事件成为推进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支撑，在这些具体而真实的场景刻画中，中国人勇敢无畏、百折不挠的报国精神是小说最突出的亮点之一。抗战结束后幸存下来的很多士兵在日后回想起来的时候都再三强调是刘杞荣教授的劈刺、拳法让他们在危急关头扭转乾坤。可见，武术成是很多中国人保家卫国的必要武器。何顿在小说中说：“唯有提倡国术精神，强健百姓体魄，国运才可能昌盛”。武术所赋予习武之人的精忠报国与强种御侮之精神使中国人在面对国家危亡时挺身而出，彰显了民族大义。
《国术》以主人公刘杞荣为轴心，大幅度勾勒和描述了各类人物形象，来展现他们爱国、报国的精神魅力。在日本学有所成的严乃康先生装病，将自己饿得不成人形而执意回国；初中毕业只有十来岁的柳真坚定加入共产党，只为了参与抗日战争；淞沪会战时期未经战事的旷楚雄，凭着一腔孤勇就想要上场*敌；抗战中子弹打光，就用步枪与敌军拼刺刀的张敬远；暗*徐汉奸时牺牲的杨参谋长、黄教官、刘连长，以及护送他们的没有姓名的中年男人；刘杞荣、周进元等人训练出来的一批又一批的抗日士兵。还有本在战场之外的普通民众，如三次坚守长沙，让军队占用自己房子的柳老先生；不顾儿女情长，让丈夫上阵*敌的柳悦；村民四毛、老四等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便是具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于是，武术报国就与全民抗战、民族大义紧密地关联起来了。
三、以武德为核心彰显社会道德典范
在彰显武术文化魅力的同时，《国术》纵览20世纪中国的历史动荡，以生动的笔触刻画了一代武术大师波澜壮阔的人生及其所蕴含的尚礼厚德之美，将刘杞荣描述成了集高超武艺和高尚品德、教化使命于一身的崇高艺术人物，体现出一种由武德走向人格整体进行审美深化的思维特征，进而揭示出他作为社会道德典范的影响和意义。
《国术》详细刻画了刘杞荣在武术人生道路上所秉持的高尚武德原则。作品呈现了刘杞荣及其表弟周进元成长过程中极具对比性的习武状态和命运走向，习武过程中相互切磋是常态，他们的切磋态度却截然不同。刘杞荣常怀学习谦让之心，周进元却算计偏激尽显，在二人对练中也常是猛攻猛打。输掉比武之后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刘杞荣选择反省自身并加倍练习，周进元则发输气偷袭对方，以武观德，周进元的狭隘心理，嫉贤妒能是他德行缺失的具体表现，作家利用这一形象来衬托出刘杞荣的淳厚处世和仁者之心。小说也广泛展现了他们武术人生历程所涉及的从长沙国术训练所到中央国术馆的各类武术人物形象，其中，傲慢无礼、为出风头而多次挑衅的旷楚雄，出手迅猛、招式狠辣而不给对手留余地的赵武传、方北鑫等，同样反衬出刘杞荣这一人物形象，因为怕打坏方北鑫的鼻子而迟疑出手反而被方北鑫打伤这一细节，就深刻表现出刘杞荣身上所固有的善良仁厚之美。
在此基础之上，《国术》中凸显了由武德所孕育的高尚道德人格。刘杞荣和周进元在武德上存在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延伸造就了他们在人生理念和人格操守上的巨大反差。因为无法接受刘杞荣的日渐强大，周进元时常说一些酸话来冷嘲热讽，动乱时期甚至编出瞎话陷害刘杞荣。但在周进元病倒的时刻，刘杞荣还是选择了救他，两人之间的人格差异性就鲜明地体现出来。
这种道德品格还体现在刘杞荣的社会责任感上。即使拿了省首届摔跤、散打两项冠军，刘杞荣在与贺新一切磋时也懂得尊师，为师傅留足面子。土改时期，虽然自身生活困难，但他时常接济向凯然的生活，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旷楚雄对落魄恩师这表现出冷漠、无视的自私态度。对于社会青年的指引和教导也是刘杞荣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体现。共培、大宏和芋头等人本是社会上爱讲狠爱打架的青年人，刘杞荣看到了他们身上潜藏的仗义与正义感，认为应该引领他们走上正途。小山好勇讲狠，傲慢无礼，却有着较强的集体观念，在看到小山的公德心之后，刘杞荣努力救回他的性命并收其为徒，帮他改掉之前的坏习惯。在此，刘杞荣又体现出武德与仁义礼教有机融合的特征。
所以，不论是个人武德修养抑或社会道德遵循，刘杞荣不失为一位典范人物，他始终拥有的威望则是这种典范性获得广泛认同的具体表现。在国术训练所，刘杞荣从与旷楚雄摔跤十摔十败到完胜旷楚雄，奋发图强的训练毅力成为众多学员的榜样；上阵*敌的经历使刘杞荣成为泗湖山镇村民们崇敬的英雄，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回乡路上打退恶霸，惩恶扬善的事迹在乡间广为流传；即使下放到原籍接受改造，公社干部也因为清楚刘杞荣的为人而愿意分给他轻松的活，而刘杞荣反而拒绝了干部们的特殊安排；众多公园里滋事打架的青年人都无比崇敬刘杞荣，愿意在他门下拜师学艺、重新做人。总之，刘杞荣以其高尚人格在不同历史时期影响甚至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深刻体现了社会道德典范的人格雕塑力量。
四、以武者命运折射历史演变
从旧中国的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到新中国的繁荣强盛，从刘杞荣幼时的体弱多病到一代武术大师，何顿以刘杞荣的成长来隐喻国家的百年发展，将自身所推崇的以关注社会、度人济世为主的人文精神倾注于武术文化，希望通过观照武术精神，实现对民族精神、国家进步和个体发展的认识与追寻。
《国术》通过刘杞荣的个人成长来折射出20世纪上叶乡村社会的发展。小说开篇，刘杞荣的父亲刘耀林以族长的身份执着地延续中国乡村社会的秩序伦理，父亲和族长的双重威严对于幼年体弱的刘杞荣来讲是块大石头，让他喘不过气来；成年之后，刘杞荣获得散打冠军，第一次回乡，便开始挑战父亲族长的威严，挡掉了父亲扔来的铜烟杆，拒绝父亲安排的婚事，打破了刘家成婚后的女性不能上饭堂吃饭的男尊女卑的规矩，给妹妹桃子带来了恋爱自由的新思想；在第三次回乡之时，因为桃子被沉塘的悲剧，刘杞荣站出来训斥父亲、兄弟以及村民的愚昧和“看险（方言，指看他人为难而幸灾乐祸）心理”。这时的刘杞荣事实上充当的是先进文明启蒙者的角色，当时的农村思想落后，固守着封建文化糟粕，甚至残害生命，刘杞荣的话常常带着恐吓的意味，但构成了新思想传播的独特方式。小说描写到这里，刘耀林作为父亲和族长的威严已经不复存在，乡村社会的封建制度正逐渐趋于瓦解，何顿将批判的笔触指向社会和人性，以刘杞荣及其所带来的新文明将固有的乡村封建糟粕一一击溃。
同时，作品还将个人成长置于时代风云之中，展现出个体命运与国家历史演变相结合的趋势。何顿将刘杞荣的一生与中华民族的发展融为一体，使其成为民族精神的引领者和历史演变的见证人。幼年时期，刘杞荣因患“大肚子病”被算命的预言活不过十岁，此时的中国被外国人欺压凌辱，日本甚至扬言要三个月占领中国；青年时期，刘杞荣勤学苦练，赢得武术冠军，恰逢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便投身保家卫国的战争，他多次训练士兵劈刺技术，使其在战争中既能防身自保，又有利于英勇*敌；中年时期，社会动乱，刘杞荣被下放到原籍进行劳动改造，在这里，他自制草药为百姓疗伤，教村民养生的太极拳，引导青年人谦卑礼让，走上正途；老年时期，国泰民安，武术不再作为*敌的必备技能，为使棍术免于失传，刘杞荣用毕生所学自创《太空子午棍》，尽管自己已经非常熟练，但仍然一招一式考证，确保没有纰漏，之后又上少林寺传承武术文化。总之，刘杞荣一生体现的不同侧面的优秀品质，既是他自身命运演变的结果，也与国家民族命运的改变密不可分。
《国术》将武术内涵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相结合，通过描述一代武术大师刘杞荣的波澜人生中习武、比武、用武、传武的复杂历程，将民族大义、国家发展与个人成长贯穿其中，体现出深厚的武术文化积淀、高尚的民族品格和强大的中国精神，从而呈现出武术意涵与国家文化精神同构的审美特征。（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