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Connection）：激活要素流通
尽管现代化基础设施已将很多地区连接成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和网络化的“小世界”，但全球仍有数十亿人口没有进入到这一现代化体系。[22]“一带一路”发展学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互联互通，能为更多国家拓宽进入世界市场的大门，在全球范围促进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顺畅流通、高效配置，是推动增长、加快发展的重要引擎。
基础设施既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又属于经济发展先导产业，外部溢出效应十分显著。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和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基础设施状况影响了92%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3]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可直接降低全球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电力等能源基础设施可为交通、产业等提供动能支持。同时，基础设施联通能够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在建设和运营时期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有研究显示，传统全球化中的关税减让，最多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5%，而新型全球化中的互联互通，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10%—15%。[24]
当前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存在严重“期限错配”，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及其联通普遍滞后。共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使众多“陆锁”地区通江达海，为其提供经济起飞的跑道。中老铁路让中国与老挝、泰国、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拥有了便捷陆运新通道，内陆货运时间大幅缩短，货物通过铁铁、铁公联运，仅需一天即可抵达泰国曼谷等中南半岛主要城市。目前，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的共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共建国家与世界联通，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虽然受疫情影响，但是“一带一路”完工的项目地理范围之广、社会经济价值之大让人叹为观止，这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经济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中国用实际行动推动落实了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5]
赋能（Enablement）：重塑比较优势
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本国工业化、现代化，不少国家先后尝试过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各种药方，但效果不彰。据统计，在二战后约200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2个从低收入水平进入到高收入水平。[26]不少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资源诅咒”困境，只能依靠出口资源和初级产品维持低水平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能不能致富，取决于有没有产业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推动产业合作，通过“基础设施 产业合作”的系统工程，帮助发展中国家优化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禀赋，帮助其摆脱静态贸易模式，形成新的动态比较优势，以更有利地位参与国际分工，获得更强劲经济增长。亚吉铁路带动沿线产业园区快速发展，其中阿瓦萨工业园是非洲最大纺织服装工业园，被誉为“埃塞俄比亚工业化的里程碑项目”。[27]
产业是经济之本。二战后的数轮产业转移为承接国创造了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机遇。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具有规模庞大的新特点，能够创造一个“让‘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中收入水平在中国人均GDP一半以下的国家，再加上非洲国家，同时进入到工业化、现代化的窗口机遇期”。“国际产能合作是推动全球经济、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创新方式。”[28]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存在一定的产业梯度，通过产业合作，可形成互补互促的分工体系。例如，钢铁、水泥、玻璃、纺织等产能合作，对一些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起步至关重要。合作过程中，先发国家积累的工业技术、产业标准、管理经验加快向后发国家转移，实现互利共赢。
协同（Coordination）：增进合作效能
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各国发展关联度和经济依存度。但各国发展目标、经济政策常难有效协同，国家之间发展落差的“势能”难以充分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能”。
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代表着生产关系演变的前进方向。[29]共建“一带一路”搭建双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各国深入开展政策沟通，通过发展目标、宏观政策相互协调，促进合作体系内政策配置优化，降低合作制度性成本；推进贸易、投资、环保、数字、创新等领域的规则和标准对接、互认，缓解规则标准碎片化，减少市场合作壁垒，激活商品、资金、技术、人员跨区域流动；加强法律合作、文化交流，为各国经济协作提供法治保障和社会支持。
世界各国资源禀赋各异、发展阶段有别，具有各自比较优势，存在相互借力、协同增效的巨大潜力。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各国协同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合作等重大项目，引导整合各方资金、技术、产能、资源，服务各自发展优先事项，产生“1 1＞2”的合作效果。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由中哈共同投资，中资企业承建的札纳塔斯100兆瓦风电项目，每年可生产3.5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极大缓解了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缺电状况。这正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的成果。
3.2 四大发展要素再优化
确保CEC发展动力模型有效运行，需要对政府、资本、社会、生态四大发展要素进行定位和功能再优化，即让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协调者，让更多资本成为长远发展的利益攸关方，让更多社会成员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让生态环境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潜能。
“一带一路”发展学认为，四大发展要素再优化，有助于实现发展资源更加高效合理的配置，有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经济增长与生态治理的动态平衡，有助于实现全球共同发展。
有为政府（Capable Government）：资源配置的协调者
政府究竟“在经济大戏里扮演无言的配角”，还是“发挥不可回避的巨大创造性作用”？[30]东亚国家的经济故事让人们重新思考政府角色。正如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所说，如果我们相信只有私营部门的优胜劣汰才能带来成功，最终就会忽视由公共领导或公私合力促成的各种各样可行的经济发展。[31]
“一带一路”发展学认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应发挥政府积极协调者角色，这对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尚不完备的国家尤为重要。在以下广泛领域，政府作用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建立基础设施、制定产业政策、提供出口激励、营造稳定的宏观环境、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在瓜达尔港经济特区，巴基斯坦政府专门出台能源保障、税收减免、一站式服务等政策，鼓励投资。
有为政府既有助于改善国内治理，也有助于推进国际合作。相关国家政府积极对接发展战略、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产生跨境、跨区域联动发展效应。与此同时，良好的政府间合作和稳定的双边关系能够为企业投资提供政策指引和环境保障，企业在当地可持续发展也会使项目投资国和所在国同时获益，形成政府与企业互惠型合作伙伴关系。
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长远发展的利益攸关方
在国际投资界，私营资本通常基于项目生命周期的贴现方法进行项目评估，因此更青睐短期项目、注重短期收益。尽管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各国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发展融资，但由于资金缺口依然巨大，基础设施和工业化项目“融资难”在发展中国家仍相当突出。
资金是经济发展的血脉。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创新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投融资模式，充分撬动中国开发性和政策性银行、多边开发银行、机构投资者、私人投资者等各方资金，形成巨大的“资金聚合池”，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更具长远眼光、着眼后代福利的中长期资本。
有学者指出，与西方所理解的效率目标是为投资者带来最大回报不同，中国关于效率的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32]可持续发展也是共建“一带一路”投资的“效率目标”。这使其能够克服债务可持续框架（DSF）的局限，以辩证的眼光看待投资与债务。其中的理念是，发展可持续性有助于债务可持续性，用于消除发展瓶颈的投资虽在建设期间导致债务增加，但建成后帮助借贷国实现经济增长，还债能力随之增强。
活力社会（Dynamic Society）：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损害过去10年的全球减贫成果，联合国《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特别版》显示，全球30年来减少极端贫困的稳步进展陷入停滞，极端贫困人口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首次出现上升。据《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预测，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7亿，超过一半的全球人口增长将集中在刚果（金）、埃及、埃塞俄比亚等8个发展中国家。
庞大的贫困人群究竟是“人口的包袱”，还是现代化建设参与者？“一带一路”发展学提供了一个看待这一问题的新视角。它将个人置于家庭、村庄、社区网络之中，通过水、电、路、网等领域的建设改善其生活环境。因为有了水塔，塞内加尔妇女可以用原来步行汲水的数小时时间编织手工制品。因为有了地铁，巴基斯坦年轻人扩展了选择工作的地理半径。人们从繁杂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时间、以更经济的方式投入到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之中。
更重要的是，共建“一带一路”采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方法，通过发展鲁班工坊等职业教育，帮助贫困人口进行能力建设，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本地化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鲜明特征。共建“一带一路”为不少来自乡村的农民和走出校门的学生提供了走进车间和办公室的机会，进而成为全球化大市场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分子。贫困人口和新增人口发展能力建设，不但为全球经济壮大了生产者队伍，更壮大了消费者队伍。麦肯锡咨询公司报告预测，到2050年，共建“一带一路”有望新增中产阶层30亿人，这无疑是世界经济的发展新增量。[33]
永续生态（Sustainable Environment）：高质量发展的新潜能
自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如何处理经济增长和生态治理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道难题。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在全球碳减排背景下，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张力更加突出。
大多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涵盖了大部分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共建“一带一路”以绿色为底色，在理念上推动从“先污染后治理”到“边保护边发展”的转换，在现实中提供科学技术、基础设施、资源配置等支持，助力发展中国家把生态环境这一“增长天花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新潜能。
10年来，得益于绿色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一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始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发展之路。在传统能源短缺但水、风、光资源富集的地区，大批可再生能源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兼得。共建“一带一路”把节水梯田模式带到埃及，助力西奈半岛山区涵养水源；在非洲，中国技术支持绿色屏障建设，阻止撒哈拉沙漠南侵；在尼泊尔发展绿色化肥试验区，促成小麦等农作物增产。
3.3 一项行动原则与两大价值坐标
“一带一路”发展学所追求的发展是全球共同发展。在行动原则上，它强调因地制宜，兼容不同的制度文化和发展路径；在价值遵循上，它奉行互利共赢、以人为本的宗旨，致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创造更加普惠、更具活力的全球发展图景。
行动原则：因地制宜
在汲取既有经验基础上，共建“一带一路”探索发展合作新方式，它强调“学习而不是重复，创新而不是标准化”，每个国家都可以“贡献自己走向全球的方式”。[34]
“一带一路”发展学认为，没有一模一样且一成不变的发展方案，每个国家都应从自身实际和需求出发制定发展政策，包括因时因地因势确定基础设施和产业政策的优先方向。在刚果（布），共建“一带一路”以完善交通基建为突破口，横贯东西的“国家1号公路”串联起全国65%的人口，促进了沿途农业、林业、旅游业发展。在哈萨克斯坦，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开展农业合作，建在粮食产区北哈州的爱菊农产品物流加工园区采取“订单农业”方式，有效解决当地农民“卖粮难”问题，在提升农业加工能力之后，园区与中欧班列形成联动，进一步扩大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规模。
价值坐标：互利共赢与以人为本
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82年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之比为26：1，2020年上升到63：1。
“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35]共建“一带一路”遵循互利共赢的价值坐标，将相关国家发展进程协同、联动起来，在助力发展中国家加快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南北各方实现普遍利益增值，形成水涨船高、各得其所的发展局面，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以人为本是共建“一带一路”另一价值坐标，强调为各国民众创造人人参与、人人发展、人人享有的新机遇。共建“一带一路”摆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狭隘发展观，致力于改善提升各国人民自我发展条件，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生态永续视为相互依存的体系，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它不仅为各国民众提供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物质资料，更关注创造人之为人的体面生活。
第四章 “一带一路”发展学的世界意义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36]
——*
世纪大疫仍存困扰，地区冲突又投下新的阴霾，人类面临多重挑战。面对和平之殇、发展之困、治理之窘，各国越来越意识到，大家“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37]
如何在动荡变革中增进稳定，在分化分裂中熔铸团结，如何实现全球共同发展以及地球家园的长久安宁？共建“一带一路”以跨越千年的大视野关照现实，以天下一家的大理想构想未来，为深化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提供了新的理念和行动方案，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实践平台。
4.1 全球发展与治理新愿景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以及新兴力量的成长，全球发展与治理的话语范本、实践模式出现越来越多“几何变数”。世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匹配、不适应日益突出，不断加剧“全球大分化”。[38]
经过10年实践积累，一幅关于全球发展与治理的新愿景沿共建“一带一路”渐次铺展。它以“发展导向”“开放合作”“多边协商”“和谐共生”为底色，描绘了一个迈向广泛繁荣、互利共赢、公正合理、包容互鉴的新世界。
发展导向，追寻广泛繁荣的梦想
面对越来越长的“世界问题单”，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一种由“发展”破题的新思路。它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不搞意识形态争辩，不搞身份政治对立，聚焦发展这一各国治理的核心命题，遵循“干实事”的行动哲学，一心一意搞建设、谋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的发展是更加均衡的发展。它拓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方案的选择范围，助力更多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梦想。更多的资源和力量被注入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领域。在保持决策自主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更多人口的减贫脱贫，汲取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全球层面，“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能够使760万人口摆脱极端贫困，还能使高达3200万的人口脱离中度贫困。[39]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的发展是与安全相互促进的发展。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基础。美国学者卡里·托克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将创造更多就业，“大大减少欧洲的非法移民”。[40]
开放合作，成为互利共赢的伙伴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占主流的是强制度下的同质性合作，强调合作参与方必须达到同样的标准，遵循同样的制度。[41]与此不同，共建“一带一路”创造了一种更具弹性和开放性的合作模式。它包容不同地域文化、政治体制、发展阶段的国家，向一切有志于发展的国家敞开大门。
共建“一带一路”既是中国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行动方案。“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平台、载体和渠道。[42]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进一步形成了全面开放新格局；世界经济也获得了更多的“开放动能”，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人员流多重循环更加健康，也更具活力。
开放合作的另一层含义是，即使面对竞争，也展现出建设性合作姿态。中国明确表示，欢迎一切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促进共同发展的倡议，愿同各国、各区域和全球性的发展倡议、规划对接，发挥各自优势，为促进各国互联互通及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多边协商，塑造公正合理的秩序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43]公正是古今中国的价值理念，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关键议题。
作为一个有过百年屈辱史的国家，中国对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实现更加民主的全球治理有着更深沉的热望。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并在实践中积极践行。亚投行的决策机制是例证之一。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说，在亚投行，“不管股份、投票权多少，有事大家商量”。
全球治理的本质，是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之下，全世界形成一种管理全球公共事务的机制。[44]不同于冷战后“霸权主导下的治理”[45]，共建“一带一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倡导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强调“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既顺应世界秩序迈向“深度多元主义”的发展大势，也有助于团结各方力量、更好推进国际合作。
和谐共生，建设包容互鉴的世界
在毛里塔尼亚宏东综合渔业基地，穆斯林祈祷室和中国妈祖像相望相守。“你做你的礼拜，我敬我的妈祖，我们不冲突。”西非海岸的这一景象揭示了共建“一带一路”在经济合作之外的深远意义：它树立了不同文化文明和谐相处的新范本。
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光芒。承认制度、文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起点和基石。共建“一带一路”不追求以所谓“普世主义”改造他者，不宣扬某一制度是“历史终结”，它的行动坐标是“和而不同”，即在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创造合作空间、建设和谐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将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追求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说，“一带一路”推动世界各国文化深入共存、双向交流，在千丝万缕的历史织锦中融汇交织。[46]
4.2 以合致和，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建“一带一路”形成了一份解决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答卷，在更大意义上，也为回答“如何实现和平”“应该建立怎样的国际秩序”这些根本性问题提供了理念启示。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这些理念启示愈显强烈的现实意义。
共建“一带一路”的“和平发展观”
自古以来，实现和平是全人类共同的夙愿。为东西方架起沟通桥梁的丝绸之路，承载着人类实现持久和平的梦想。100多年来，人类经历了惨烈血腥的热战、两强争霸的冷战，世界并不太平，实现铸剑为犁、永不再战的联合国理想任重道远。
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国在结束被侵略的苦难、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之后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共建“一带一路”承继了中华民族的“和”基因，开创了和平型、共赢型大国崛起新方式，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贡献了“以合致和”新方案。
共建“一带一路”的“以合致和”方案，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这一基本理念出发，遵循以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行动逻辑，最终实现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和谐共存、繁荣共享，承载着从“丛林竞争”走向“和合共生”的人类理想企盼，是一种新型“和平发展观”。
命运与共：鼓舞人心的愿景
“万千雪花竞相开放，万千你我汇聚成一个家。”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将所有参赛实体融合为一朵大雪花的意象，让观众畅想一幅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美好愿景。
天下一家、命运与共，是中国人世界观的生动表达，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政治伦理底色。共建“一带一路”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每一个共建国家都是平等一员，都是全球共同发展事业的建设者、受益者。借助共建“一带一路”东风，中国对外开放的脉络进一步向中西部内陆延伸，带动自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国企业拓展了海外发展空间，在全球竞争与合作中更加国际化、本土化；与此同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中国自贸区建设深入互动，也有助于中国国内营商环境的改善和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众多共建国家缓解了融资难题，填补了“基建赤字”，积极建设基于本国资源禀赋的产业，在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中培养或增强自身比较优势。对整个世界而言，伴随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人员流而来的，是发展机遇、发展经验的共享，如古丝绸之路，让不同文化文明交汇融合，孕育新机。
与“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旧格局不同，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编织互利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建多元平等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幸福不应该是一个独立单元的享受，而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感受”。[47]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关于全球未来秩序的鼓舞人心的构想。
坐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船
步入21世纪20年代，世界被各种难题和困境持续搅动。国际秩序会坍塌吗？世界会陷入分裂吗？全球化会被逆转吗？未来是变得更美好还是更糟糕？这样的问题，叩问着每个人，牵动着每个人。
和平不会自动降临，发展也不会一片坦途。与其坐等和旁观，不如行动与合作。正如*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所指出：“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48]
共建“一带一路”是什么？面对时代挑战，共同坐上命运与共的大船，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便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真义与使命。
结 语
曾饱受穷困之苦的中国，深知发展对于民族成长和民生福祉的重大意义。中国**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时强调：“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49]
摆脱贫困、走向繁荣，是不懈奋斗的历程。面对疫情冲击、发展受困，2021年9月，*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对全球发展合作进行“再动员”。中国愿同各国并肩前行，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人类历史的一段繁盛时光。不同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的族群借由绸缎的织纹、香料的气味、圣贤的典籍，展开对彼此的想象，形成跨越地域的精神鸣响。商品的流通避免了兵戈之争，文化的流动带来了新知与启蒙。这是人类建构世界秩序的一次伟大尝试，[50]它缔造了和平，创造了富足。
有学者说，历史学就是未来学。诞生于新时空的“一带一路”，赓续了古丝路的精神传统，也打开了新的和平与发展之门。它重塑现代的地理空间和物质世界，也在催动人类整体的精神成长，即在尊重“你”“我”不同的基础上，通过信任、合作与分享，建设和平和谐的共同未来。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不是具体的“路”，而是无形的“道”。
在聚散离合、跌宕起伏中，人类必将走向更加紧密的联结。我们相信，全球化逆流以及所谓“历史终结”的预言只是文明画卷上的浮尘。“一带一路”正以各美其美、命运与共的方式，开启人类历史新的篇章。
越是艰难时刻，越需要理想的烛照。“一带一路”的愿景，是值得我们为之奔赴的共同事业。
参考文献：
[1] *在欧亚经济联盟第二届欧亚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2023年5月24日。
[2]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2021年4月20日。
[3]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新华社，2018年8月27日。
[4] 胡必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系统论述》，《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0期，第102页。
[5] 《*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 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新华社，2021年11月19日。
[6] 《互学互鉴的沃土 合作对接的桥梁互利共赢的纽带——来自“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的报告》，新华社，2019年4月29日。
[7]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9年4月26日。
[8] Martin Albrow, “China’s Role in a Shared Human Future Towards Theory for Global Leadership”, New World Press and Global China Press,p.35.
[9] 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1月的一份报告预计，新兴经济体在 2030 年前需获得66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据全球基础设施中心2017年估算，到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总需求将达到94万亿美元。
[10] “六廊”是指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等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六路”是指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息网络。“多国”是指一批先期合作国家。“多港”是指若干保障海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的合作港口。
[11] 世界银行：《“一带一路”经济学：交通走廊的机遇与风险》，中文版，第52—57页，2019年6月18日。
[12] 根据巴基斯坦计划、发展和改革部中巴经济走廊事务局官网http://cpec.gov.pk/energy公布的项目数据计算，21个能源项目中包含20个发电项目（合计1.24万兆瓦发电能力）和1个输电项目（4000兆瓦输电能力）。
[13] 截至2023年5月，中国已经与26个经济体52个国家（地区）签署AEO互认协议，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加至35个。
[14] 张茉楠：《“一带一路”：凸显新型国际合作框架五个重要特征》，《全球商业经典》，2019年第6期，第84页。
[15]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一带一路 ”贸易投资指数（BRTII）》，2019年5月7日。
[16]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商务部网站，2022年11月7日。
[17] *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2015年3月28日。
[18] Kerry Brown, “Looking for the‘China Model’,” in Common Prosperity: Global Views 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mpiled by China Watch, Beijing: Wuzhou Communication Press, 2019, p.47.
[19] 赵磊：《“一带一路”：“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齐头并进》，《光明日报》，2022年3月18日，第12版。
[20]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2017年5月14日。
[21]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2页。
[22] 刘卫东、Michael Dunford、高菠阳：《“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建构——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地理科学进展》，2017年第11期。
[23] University of Oxford—led Infrastructure Transition Research Consortium (ITRC),UNOPS:Infrastructure: Underpin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p.41,Oct.22,2018.
[24] 王义桅：《“一带一路”开创包容联动共享的新型全球化》，求是网，2017年5月15日。
[25] 王文、刘英、郭方舟：《后疫情时代的“一带一路”建设与展望》，《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5卷第6期，第58页。
[26] 林毅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7页。
[27] 蔡昉、（英）马丁·雅克主编：《“一带一路”手册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7月，第225页。
[28] （美）卡里·托克：《“一带一路”为什么能成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第117页。
[29] *在二十国集团*第十三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2018年11月30日。
[30] （英）凯特·拉沃斯：《甜甜圈经济学》，闾佳译，文化发展出版社，第51页。
[31] 转引自（英）凯特·拉沃斯：《甜甜圈经济学》，闾佳译，文化发展出版社，第52页。
[32] （美）卡里·托克：《“一带一路”为什么能成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7页。
[33] Mckinsey&Co Estimates from Bloomberg News.China’s Silk Road Cuts Through Some of the World’s Riskiest Countries.October 25,2017.
[34] Martin Albrow,“China’s Role in a Shared Human Future Towards Theory for Global Leadership”, New World Press and Global China Press,p.34.
[35] *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2021年10月14日。
[36]《*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新华社，2018年8月27日。
[37]*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2022年1月17日。
[38]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弥合全球大分化”分论坛上的发言，2022年4月21日。
[39]世界银行：《“一带一路”经济学：交通走廊的机遇与风险》，中文版，第59页，2019年6月18日。
[40]（美）卡里·托克：《“一带一路”为什么能成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序言第4页。
[41]孙吉胜：《“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理论创新：文化、理念与实践》，《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13页。
[42]陈文玲：《“一带一路”将为人类带来更加美好的明天》，《全球化》，2019年第12期，第16页。
[43]出自《吕氏春秋·贵公》。
[44]《王灵桂：“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官网，2019年11月16日。
[45]秦亚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外交评论》，2018年第2期，第3页。
[46]蔡昉、（英）马丁·雅克主编：《“一带一路”手册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序二第3页。
[47]《*：世界大同，和合共生》，新华网，2018年4月11日。
[48]*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22年4月21日。
[49]*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月18日。
[50]有学者指出，古代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最早形成的世界秩序的产物，这种秩序是中国、印度、伊朗、罗马等文明古国与周边各游牧民族共同缔造的。参见：王灵桂主编：《“一带一路”：理论构建与实现路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61 页。
来源： 新华社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