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官员和臣子，最高境界莫过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然而纵观中国历史，能称得上这八个字的士大夫官员却寥若晨星。虽然我们常说为官要大公无私、心系天下，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在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取舍中，很多官员都倾向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儒家讲求“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代士大夫为官的终极理想。在这种思想的教导和指引下，也有不少官员能够做到摒除私欲，以天下苍生为重，这是很令人钦佩的。

曾国藩的官场之路顺风顺水，屡屡得到皇帝的提拔任用。但作为朝廷重臣，他兢兢业业，真正做到了忠于朝廷，忠于天下。尽管但是有不少的贪官污吏，但值得庆幸的是，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官员也不在少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曾国藩荣膺礼部侍郎之后，家人着实为他感到高兴，尤其是他的父亲曾麟书。但他深知儿子的脾气秉性，不禁为儿子担忧起来。于是父亲给曾国藩写了一封家书，在信中叮嘱曾国藩不能因为官阶高人一等，就自恃清高，为人处世一定要谦虚谨慎。对待老师，不可失师生之理；对待优秀的后生，要努力提拔；对待前辈，要恭敬有礼，多向他们学习。不能收受贿赂，要为公忘私，尽职尽责。

曾国藩也谨记父亲的教导，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他不仅心系国家，还不时地鼓励自己的兄弟子侄建功立业，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他的弟弟曾国华、曾国葆等人要么战死沙场，要么为国操劳致死。曾国藩在悲痛之余，更是发出了“举室效愚忠”的慨叹。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他出任江苏巡抚时，曾国藩写信告诫他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肥肠之达官也。”在他看来，身为朝廷高官，就应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为国为民的事业中去。急国家之难，救黎民之困，不能只顾自己的官位，终日尸位素餐。

三国时的诸葛亮一生都在南征北战，助刘备父子建立和巩固政权，希望可以匡扶汉室一统中原。诸葛亮尽管位高权重，但为人却清正廉洁，从未利用手中职权谋一己之私利。

在自己的遗表中，诸葛亮写道：“伏闻生死常有，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愚忠；臣亮赋性愚拙，遭时艰难，分符拥节，专掌均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布仁恩于宇下。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斥奸邪，以厚风俗。臣家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有外任，随身所需，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也！”

即使在临终之际，诸葛亮仍然将国家大事记在心上，他的准准叮嘱，可谓是字字深刻，一片赤诚之心实在令人感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只留给自己的后代“桑八百株，田十五顷”的遗产，“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只要能够满足他们日常的食用即可。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自食其力，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有些高官生前给自己的后人留下巨额财富，这样反而会导致其家业凋零。相比之下，诸葛亮的做法不仅高明，也显示了其清正廉洁的高风亮节。

曾国藩、诸葛亮已成故人，但他们的智慧如明亮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景的方向。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信念，怀有一颗是非仁义之心，尤其是那些居高位者，更要以知人晓事二者为己任，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