钴矿石

1.苏麻离青的产地

明代王世懋《窥天外乘》记载：

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

是最早关于“苏麻离青”的书面记载。明代高濂在《遵生余笺》中也说：

宣窑之青乃苏渤泥青也，后俱用尽，至成窑时皆平等青矣。

“苏渤泥青”和“苏麻离青”，显然是一物两译。而关于其产地，则是许多近代学者关注的焦点。

有人根据“苏麻离青”的译音，将其产地看作是南太平洋苏门答腊岛和南渤利国的结合，有人则认为其产于古代波斯境内。如著名元青花专家蒋奇栖女士，据她考证，苏麻离青来自波斯最大的制瓷中心萨马拉，其samarra的发音也与“苏麻离青”相近。还有学者考证出了苏麻离青的原产地，为波斯卡山地区的夸姆萨村，当地村民认为是先知“苏来曼尼”最先在此处发现了钴矿石。

目前，“波斯产地说”为元青花研究领域的主流声音。

2.“苏麻离青”来到中国

青花钴料最早何时来到中国，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专家通过分析唐代青花瓷成分，证明其同样也是来自波斯的高铁低锰进口料。这表明最晚从唐代开始，我国就有从波斯地区进口钴料的历史，只是由于当时青花瓷制作并没有形成规模，所以没有大量引进。

1222 年，成吉思汗在与花剌子模的战争中占领了波斯东部诸城；1231年，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遣大将搠里蛮率三万大军征服了波斯大部分地区。蒙哥即位后，派遣其弟旭烈兀西征，攻灭“木剌夷国”（今伊朗地区）、“报达”（今伊拉克地区）、“黑衣大食”等国。1260 年，忽必烈自立为大汗，将阿母河以西直到密昔儿边境的波斯国土和该地蒙古、大食军民划归旭烈兀统治，成立了新的元王朝宗藩国：伊儿汗国。

自此，“苏麻离青”在波斯的原产地，彻底划归元帝国版图。

由于元帝国自身工匠的缺乏，蒙古铁蹄所到之处，特别重视对当地工匠的收归任用。据记载，仅在西亚的一场战役中，就有将近十万的工匠艺人被迁徙到东方。元代刘因在《静修先生文集》中回忆到：

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予冒入匠中，如予者亦甚众。或欲精择能否，其一人默语之曰：能夹锯即匠也…而凡冒入匠中者皆赖以生，当时恨不知其人之姓名

元朝政府通过此种掠夺、强拘战俘的方式，收编了大量局院工匠，并入匠籍造册。当然，重视工匠的根本原因，源于工匠能够生产满足贵族阶级需求、或者创造丰厚商业利润的手工业产品。瓷器自然是两者兼具的重点门类。

据《元史》记载，当时仅景德镇就有一百多位回回工匠，由于他们所属浮梁瓷局，因此被称作“浮匠”。这些西域“浮匠”将他们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审美眼光，与汉民族传统文化相融合，造就了元代青花瓷的独特魅力。

前文提到，游牧民族因为自身手工业的匮乏，许多生活日用品依赖于畜牧业产品的交换，所以必然会极为重视商业，这集中体现在元朝发达的交通网络上。

陆运方面，原本因唐末战争中断了几百年的“丝绸之路”，因蒙元铁蹄再一次打开。统治者修建的官方驿道不仅遍及中国境内，更建立起了遍及亚洲大陆的国际驿道制度，各国使臣、商旅、工匠来往“如出邻家”。如元军在征服波斯后，迅速设立驿站，通达“汉地、忻都思丹和其他远近各国”，大量波斯特产源源不断的运到了中国，其中就有“苏麻离青”。

海运方面，元政府在庆元、澉浦、泉州、广州等多个港口设立“市舶司”，统管海上贸易。《黄文献公集》中记载：

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亲王合赞所遣使臣那怀等入京师，遂载之以来。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如其请，奏授君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佩金符与俱行，以八年发京师，十年乃至，其登陆处曰忽鲁模思

这条海路，连接起了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和波斯湾，将中国特产带到伊尔汗国的同时，也将伊尔汗国的制瓷匠人和“苏麻离青”带到中国。

元朝海陆交通图

元统治者的重商主义改变了儒家文化“士农工商”中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信息交流不发达的古代，南来北往的商人是携带信息量最大、传递信息最迅捷的载体。元朝的重商主义大大加强了蒙元时期的信息系统，促进了经济、文化、技术的交流。同时陶瓷、棉纺等手工业又是元帝国保证贸易顺差的重要门类，政府的重视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元青花正是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与社会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