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背景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唐河南府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是什翼犍之十四世孙。元稹家族久居东都洛阳世代为官，五代祖元弘，官至隋北平太守，四代祖元义端，官至唐魏州刺史，曾祖元延景，为歧州参军，祖父元悱官至南顿县丞，父亲元宽任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

早年经历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二月，元稹出生于东都洛阳城南，八岁那年父亲元宽因病去世，出生书香门第的母亲郑氏，用柔弱的肩膀担起了元稹上学的担子。天资聪颖的元稹不负母亲厚望，15岁参加朝廷举办的“礼记、尚书”考试，实现两经擢第；23岁登吏部科，授校书郎；28岁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授左拾遗，职位为从8品。早年元稹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运动”，后人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

初进宦海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十五岁的元稹以明两经擢第。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难，“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科“倍之，得第者使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唐代文人也更为看重进士科。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战告捷。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京城。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始大量作诗。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十一岁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此时，正当驻军*乱，蒲州不宁。元稹借助友人之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乱定，与其家少女相爱。不久，元稹牵于功名，西归京城应制科试。

选婚高门
　　贞元十八年（802年）冬，元稹再次参加吏部试。次年春，中书判拔萃科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十九年（803年），二十四岁的元稹与大他八岁的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元稹出身中小地主，门第不高，只有入仕以后，才有结婚高门的资本，如今作了校书郎，这时，元稹正值风华正茂，才华横溢，自然就把终身大事提上了日程。据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墓志铭》云：“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祺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元稹授校书郎后不久便娶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十月，岳父韦夏卿授东都洛阳留守，赴东都洛阳上任，由于韦丛是”谢公最小偏怜女”，割舍不下，于是元稹、韦丛夫妇一同侍从韦夏卿赴洛阳，元稹夫妇就住在东都洛阳履信坊韦宅。元稹次年初才返回京城，而依据元稹诗文韦从则久居洛阳，这一阶段元稹因家事多次往返于京城与洛阳。

一贬江陵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为第一名，授左拾遗。元稹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九月贬为河南县尉。白居易罢校书郎，亦出为县尉。此时，母亲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此后，三十一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

元和四年春（809年），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初登官场，意气风发，一心为民，报效国家，遂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许多冤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白居易更是作诗赠他“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申”。这一举动触犯了朝中旧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很快他们就找了机会将元稹外遣——分务东台。东台就是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用意在于将他排挤闲置。即便遭受到这样的打压，元稹仍然坚持为官之初的原则，秉公执法。同年，正值仕途受挫时，其娴熟聪慧的妻子韦丛盛年而逝，韦丛之死，对元稹打击很大，使他常常夜不能寐。由于难遣伤痛，元稹写下了有名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后）不法事，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在上厅，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后来唐宪宗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二贬通州
　　元稹因才华出众、性格豪爽不为朝廷所容，流放荆蛮近十年。随即白居易也贬为江州司马，元稹量移通州司马。虽然通州、江州天远地隔，可两人来往赠答，计所做诗，有自三十韵、五十韵直至百韵者。江南人士，驿舍道途讽诵，一直流传至宫中，里巷之人互相传诵，致使市上纸贵。由诗中可知其流离放逐之心境，无不凄惋。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三十七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柳宗元。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元稹收集诗友作品，拟编为《元白还往诗集》，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禹锡、柳宗元一同被放逐远州。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潦倒困苦中，诗人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与白居易酬唱之作180余首。

三贬同州
　　随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旧识崔群、李夷简、裴度相继为相，逐渐改变了他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抑的处境。元稹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已代理通州刺史，岁末，转虢州长史。元和十四年冬（819年），唐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对其诗文深为赞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及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荐，元稹授祠部郎中、知制诰。唐穆宗为太子时已喜爱元稹诗歌，此时特别器重于他，经常召见，语及兵赋及西北边事，令其筹画。数月后，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时称“三俊”（《旧唐书·李绅传》）。在迅速升迁的同时，元稹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与李宗闵的积怨爆发，埋下党争的种子。不久，由于误会等原因，裴度弹劾元稹结交魏宏简，元稹被罢承旨学士，官工部侍郎。次年春，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元稹积极平息*乱，拟用反间计平叛。可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阴谋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

长庆三年（823年），他被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唐敬宗宝力元年（825年），元稹命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浙东的六年，元稹颇有政绩，深得百姓拥戴。

四贬武昌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九月，元稹入朝为尚书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决心整顿政府官员，肃清吏治，将郎官中颇遭公众舆论指责的七人贬谪出京。然而因元稹素无操行，人心不服。时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闵正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大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被迫出为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病，一日后便在镇署去世，时年五十三，死后追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为其撰写了墓志。

他非常推崇杜诗，其诗学杜而能变杜，并于平浅明快中呈现丽绝华美，色彩浓烈，铺叙曲折，细节刻画真切动人，比兴手法富于情趣。乐府诗在元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启发了白居易创作新乐府，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缺点是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和刘猛、李余《古乐府诗》的古题乐府19首，则能借古题而创新词新义，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集中也列为乐府类，旨含讽谕，和《长恨歌》齐名。其铺叙详密，优美自然。元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一般艳诗的泛描。悼亡诗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 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

宗室王孙
　　李贺于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出生于福昌县昌谷（今洛阳宜阳县三乡）一个破落贵族之家，远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大郑王），属于唐宗室的远支，武则天执政时大量*戮高祖子孙，到李贺父亲李晋肃时，早已世远名微，家道中落，隐沦昌谷。李贺对自己有李唐宗室高贵血统这一点十分自豪，在他的降里一再提起：“唐诸王孙李长吉”、“宗孙不调为谁怜”、“为谒皇孙请曹植”。但实际上，他这个“宗室王孙”恐怕连大郑王房的嫡脉也不是，至少是家道早就衰落了。

　　李贺自述家境时说：“我在山上舍，一亩嵩硗田。夜雨叫租吏，舂声暗交关。”（《送韦仁实兄弟入关》）父亲李晋肃，早年被雇为“边上从事”。大历三年（768）去蜀任职，曾与表兄杜甫相遇于公安，“漂泊”一生，到李贺出生的贞元年间，晋肃稍得升迁，任陕县令，但不久老死。母亲郑氏，生一女二子，长守昌谷。大女出嫁后，家境愈贫寒。李贺兄弟二人外出谋生，欲饱肌腹。“欲将千里别，特此易斗粟”（《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凄凉之状，于此可见。

　　李贺自幼体形细瘦，通眉长爪，长相极有特征。他才思聪颖，七岁能诗，又擅长“疾书”。相传贞元十二年（公元796）李贺正值七岁，韩愈、皇甫湜造访，李贺援笔辄就写就《高轩过》一诗，韩愈与皇甫湜大吃一惊，李贺从此名扬京洛。年纪稍长，李贺白日骑驴觅句，暮则探囊整理，焚膏继晷，十分刻苦。李商隐作《小传》云：“恒从小奚奴，骑巨驴，背一古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所见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五岁的李贺就已经誉满京华与李益齐名了。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李贺十六岁，当年顺宗带病继位（中风），任用王叔文、韦执谊等除弊革新，史称永贞革新。八月宦官俱文珍勾结贵族官僚改元永贞，逼顺宗称病退位，新政遂败。次年，顺宗病亡。唐人（刘禹锡、柳宗元等）在诗文中有影射，指称顺宗并非病故，而是遇害而死。李贺成年后，得知此事，做《汉唐姬饮酒歌》讽刺。

仕途失意
　　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贺十八岁岁左右，即已诗名远播，元和三、四年间（公元808～809年），李贺写《雁门太守行》谒韩愈，又闻韩愈在洛阳，李贺往谒。据说，韩愈与皇甫湜曾一同回访，贺写了有名的《高轩过》诗。本可早登科第，振其家声，但“年未弱冠”，即遭父丧。当时，服丧“务必以三年全期为限，所以直到元和五年（810年）韩愈才与李贺书，劝其举进士。该年初冬，二十一岁的李贺参加房式主持，韩愈参与组织的河南府试，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并一举获隽，年底即赴长安应进士举。可是“阖扇未开逢猰犬”，妒才者放出流言，谓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犯“嫌名”。尽管韩愈“质之于律”“稽之于典”为其辩解，终无可奈何，李贺不得不愤离试院。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春，十九岁的李贺离京返回昌谷，作《出城》，当年十月间，再次西入长安。经停洛阳，韩愈、皇甫湜到访慰藉落第之人，李贺作《高轩过》答谢。十月十四日，李贺在洛阳仁和里坊的宅院中，与前辈话别，作《仁和里杂叙皇甫湜》。

　　元和五年（810年），这一年李贺二十一岁，韩愈调为河南令（河南府，治所洛阳），有诗《燕河南府秀才》，诗中有“惟求文章写，不敢妒与争”。可能是感怀此前李贺的不幸遭遇，诫勉本届考生。

　　未能参加进士考试，对李贺打击甚重，他曾写了不少抒愤之诗，当年回到昌谷。大约因其为李唐宗室的后裔，又有韩愈为之推奖，元和六年（811年）五月，李贺又返回长安，经宗人推荐，考核后，父荫得官，任奉礼郎，从九品。从此，“牢落长安”长达3年，为官3年间，李贺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当时社会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个人生活虽不如意，却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现实、鞭挞黑暗的诗篇。虽然此间心情“瞧悴如刍狗”，但增长了生活阅历，扩充了知识领域，在诗歌创作上大获丰收。所谓贺诗“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清姚文燮语），大多数作品就产生在这一时期。他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唐代文坛的杰出地位，应该说主要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近60首作品奠定的。

晚年漂泊
　　由于迁调无望，功名无成，哀愤孤激之思日深。加之妻又病卒，李贺忧郁病笃，元和八年（813年）春告病回昌谷休养了一段时日。但他不甘沉沦，又举足南游，希望在南楚或吴越一展才华。离长安时，他的友人无可和尚（青龙寺高僧）也曾写过一首《送李长吉之任东井》的诗，预祝他南游成功，但结果大约也不妙。“九州人事皆如此”，他折回洛阳，告别长辈皇甫湜等亲友，同年十月十四日又西进长安。元和九年（814年），他决然辞去奉礼郎之职，重回昌谷“归卧”。然后取道宜阳、洛阳、经河阳，入太行，过长平、高平，于深秋到达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此后在潞州张彻的荐举下，做了3个年头的幕僚，为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的军队服务，帮办公文。元和十一年（816年），因北方藩镇跋扈，分裂势力猖獗，郗士美讨叛无功，告病到洛阳休养，友人张彻也抽身回长安。李贺无路可走，只得强撑病躯，回到昌谷故居，整理所存诗作，不久病卒。

诗词特点

　李贺诗受楚辞、古乐府、齐梁宫体、李杜、韩愈等多方面影响，经自己熔铸、苦吟，形成非常独特的风格。李诗最大的特色，就是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瑰丽奇峭。长吉上访天河、游月宫；下论古今、探鬼魅，他的想象神奇瑰丽、旖旎绚烂。长吉刻意锤炼语言，造语奇隽，凝练峭拔，色彩浓丽。他的笔下有许多精警、奇峭而有独创性的语言。如“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玉轮轧露湿团光”（《梦天》）等匪夷所思的奇语，比比皆是。可以说，尚“奇”是长吉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他的良师益友韩愈所代表的韩孟诗派共同的追求。他也有不少明快易懂的作品，如《勉爱行》、《感讽五首》其一、《京城》、《嘲少年》等。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魔”白居易一样，另有四字真言，鬼、泣、血、死，故被称为"诗鬼"。

　　长吉诗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较多地写古体诗、写乐府，很少写当时流行的近体诗。李贺在乐府诗的继承和创新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借古寓今，或讽或叹，灵活多变，涣然有新意。在同时代的“元白”、“张（籍）、王（建）”两派乐府外，别开境界，独树一帜。他特别擅长短篇，如《天上谣》、《梦天》、《帝子歌》等，是后人称为“长吉体”的代表作。在唐代，李商隐、温庭筠的古诗，就是走李贺所开辟的道路。宋人贺铸、周邦彦、刘克庄、谢翱、文天祥，元人萨都剌、杨维桢，明人汤显祖，清人曹雪芹、黎简、姚燮，都受到李贺诗的影响。

　　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赞之为“*之苗裔。”王夫之（《唐诗评选》）说：“长吉于讽刺，直以声情动今古”，“真与供奉（李白）为敌。”毛先舒《诗辨坻》说：“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惟李贺一人。设色浓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薛雪（《一瓢诗话》）认为：“唐人乐府，首推李、杜，而李奉礼、温助教（即温庭筠），尤益另炷瓣香。”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依约楚辞，而意取幽奥，辞取环奇。”高棅称他为“天纵奇才”（《唐诗品汇》）；姚文燮以为他“力挽颓风”（《昌谷集注凡例》）；黎简甚至说：“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鲁迅先生同情李贺的不幸，且“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在他手书古人的诗文中，李贺是最多的一位。*主席与陈毅元帅探讨诗词时也曾说：“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致陈毅》）

　　毋庸讳言，李贺的诗也有不少缺点。一方面由于过分雕琢求奇，有的作品语意晦涩、堆砌词藻，艺术形象欠完整，情思脉络欠连贯。杜牧含蓄地说：“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还自会稽歌》，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钱钟书评曰：“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谈艺录》另一方面由于李贺仕进无路，体弱多病，尽管是一个青年诗人，术特色李贺的诗想象力丰富，意境诡异华丽，常用些险韵奇字，作品中出现的“死”字达20多个﹐“老”字达50多个，风格同唐朝其他诗人迥然不同。他的诗作内容有一部分承袭了屈原《楚辞》中《山鬼》、《国殇》等篇的传统，如《神弦曲》、《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等。另一部分则很有现实主义风格，如《老夫采玉歌》，反映了贫民生活的艰苦。同时他的诗中也流露出对好景不常、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贬李者说是“牛鬼蛇神太甚”（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甚至认为是“诗之妖”（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王世贞用一个“过”字来简要概括长吉诗，还是很有道理的。

他的诗，包括四方面内容：

　　（1）讽刺黑暗政治和不良社会现象。他写这类作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早年家居昌谷，邻近洛阳到长安的大道，征调运输所必经，使他对人民所受重赋剥削，统治阶级所为淫奢恶行，有所见闻；后来京城羁旅，游历南北，贵族官僚的腐朽骄奢，宦官集团的乱政无能，藩镇割据的祸国殃民，贪官污吏的横行不法，下层人民的受苦受难，进一步激发诗人的愤慨。李贺所写这一类诗篇，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阔，有的是直陈时事，有的是借古刺今：①隐射抨击永贞宫变的，如《汉唐姬饮酒歌》；②批判唐宪宗沉湎迷信、追求长生的，如《仙人》《昆仑使者》《神弦》《苦昼短》《官街鼓》；③拥护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如《秦王饮酒》《雁门太守行》《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粲刺曹操》《上之回》；④揭露藩镇祸国殃民的，如《猛虎行》《公出无门》；⑤ 反映权贵骄奢淫逸、好景不常的，如《荣华乐》《秦宫诗》《牡丹神曲》《夜饮朝眠曲》《贵公子夜阑曲》《嘲少年》《梁台古愁》；⑥讽刺宦官专权、乱政无能的，如《吕将军歌》《感讽五首》（其二）《感讽六首》（其二、四）；⑦反映边塞敌人侵扰、抗敌士兵艰苦生活的，如《摩多楼子》；⑧揭露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如《老夫采玉歌》《感讽五首》（其一）；⑨同情妃嫔悲苦生活的，如《宫娃歌》《堂堂》；⑩反映少数民族军事活动的，如《黄家洞》。

　　（2）个人发愤抒情。李贺有积极用世的政治怀抱，虽然因仕途困厄，疾病缠身，存在“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华下作》）的消沉情绪，但也有许多诗篇反映对“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的官宦生活不满，表现“天荒地老无人识”的不平；他也不甘沉沦，发出“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的豪言壮语，更满怀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雄心壮志。《赠陈商》、《送沈亚之歌》《野歌》《致酒行》等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3）写神仙鬼魅的题材。长吉插上想象的翅膀，以奔放热烈的浪漫主义情怀，描摹神仙境界，王母娘娘、嫦娥等神话人物，银河、月宫等天国风光，出现在《天上谣》《梦天》等名作中，极尽奇丽谲幻之观。但长吉诗也有另一种鬼魅世界的可怕描述：“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鬼雨洒空草”（《感讽五首》其三）、“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百年老枭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这也是后人称其为“诗鬼”的重要原因。李贺诗中多仙境鬼域，一方面是因为他极度坎坷的人生有时令他极度的迷茫苦闷，然而更多的是体现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天上谣》），“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等诗肯定了万事万物的变化，指出了沧海桑田、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神弦》、《苦昼短》等诗更是直接写出神鬼的虚诞，矛头直指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唐宪宗，抨击他一心追求长生不老的荒唐。杜牧说：“梗莽邱陇，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长吉歌诗叙》），是对这类诗篇的总评。

　　（4）咏物等其他题材。其中如《李凭箜篌引》《申胡子觱篥歌》《听颖师弹琴歌》等，通过“石破天惊”的奇特想象和比喻等手法，描绘音乐家的高超技艺和动人的音乐美，并抒发了作者的怀抱，给人以很深的感受。《杨生青花紫石砚歌》，赞颂了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手工艺。《罗浮山人与葛篇》，描写织布老人织雨剪湘的绝技。还有《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借咏笋以赞美青春的活力；《马诗二十三首》（长吉属马），借咏马以反映现实政治，抒发作者的愤激心情。后两组诗并且运用了李贺不常用的绝句形式。这类诗总的表现了李贺诗题材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而象《美人梳头歌》一类作品，则体现了作者对贵族妇女生活的态度（一说新婚燕尔描写自己的妻子）。

早年经历
　　王勃幼年时就非常聪慧，六岁时便能作诗，且诗文构思巧妙，词情英迈，被父亲的好友杜易简称赞为“王氏三株树”之一，表明了王勃早年就显示出杰出的文学才能。九岁时，王勃读颜师古注的《汉书》后，撰写了《指瑕》十卷，指出颜师古的著作错误之处，表现了王勃早年就博学多才。十岁时，王勃便饱览六经。十二岁至十四岁时，王勃跟随曹元在长安学医，先后学习了《周易》、《黄帝内经》、《难经》等，对“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匮之数”有所知晓。

未冠而仕
　　龙朔三年（663年） 王勃回到家乡，写《上绛州上官司马书》等文章，寻找机会，积极入仕。麟德元年秋（664年）， 王勃上书刘祥道，直陈政见，并表明自己积极用世的决心，深得刘祥道赞赏“此神童也！”麟德二年，王勃通过皇甫常伯向唐高宗献《乾元殿颂》，借献“颂”以图仕进之意甚明。乾封元年（666年），王勃通过李常伯上《宸游东岳颂》一篇，接着应幽素科试及第，授朝散郎，成为朝廷最年少的命官。之后，才思泉涌，笔端生花，撰《乾元殿颂》，文章绮丽，惊动圣听。唐高宗见此颂词，歌功颂德，词美义壮，乃是未及弱冠的神童所为，惊叹不已：“奇才，奇才，我大唐奇才！”王勃的文名也为之大振，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并推为首位。

祸起《斗鸡赋》
　　王勃当上朝散郎后，经主考官的介绍，担任沛王府修撰，并赢得了沛王李贤的欢心。一次，沛王李贤与英王李哲斗鸡，王勃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文》，讨伐英王的斗鸡，以此为沛王助兴。不料此文传到唐高宗手中，圣颜不悦，读毕则怒而叹道：“歪才，歪才！二王斗鸡，王勃身为博士，不进行劝诫，反倒作檄文（古代用于征召，晓谕的政府公告或声讨、揭发罪行等的文书，现在也指战斗性强的批判，声讨文章。），有意虚构，夸大事态，此人应立即逐出王府。”唐高宗认为此篇意在挑拨离间，钦命将他逐出长安。于是，王勃被逐。他凭着自己的才情和苦心经营刚刚打通的仕途，就这样毁于一旦。

二次被贬
　　王勃所遇到的第二次打击，是在虢州参军任上*死自己所匿藏的官奴而犯罪。咸亨二年（671年）秋冬，王勃从蜀地返回长安参加科选。他的朋友凌季友当时为虢州司法，说虢州药物丰富，而他知医识药草，便为他在虢州谋得一个参军之职。就在他任虢州参军期间，有个叫曹达的官奴犯罪，他将罪犯藏匿起来，后来又怕走漏风声，便*死曹达以了其事，结果因此而犯了死罪。幸亏遇大赦，没有被处死。此事甚为蹊跷，王勃为什么要保护罪犯曹达，既藏匿保护又怎能将其*死。据新旧《唐书》所载，王勃此次被祸，是因情才傲物，为同僚所嫉。官奴曹达事，有人怀疑为同僚设计构陷王勃，或者纯属诬陷，不无道理。这次被祸，虽遇赦未丢掉性命，但宣告了他仕途的终结。

魂归南海
　　王勃因*死官奴曹达，连累了他的父亲王福畴，王福畴从雍州司功参军被贬为交趾县令，远谪到南荒之外。这件事对王勃的打击，远远超过对自己的惩罚。王勃为人虽有放浪不羁的一面，但他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却以儒家的礼法为标尺。王勃在《上百里昌言疏》中表达了对父亲的内疚心情：“如勃尚何言哉！辱亲可谓深矣。诚宜灰身粉骨，以谢君父……今大人上延国谴，远宰边邑。出三江而浮五湖，越东瓯而渡南海。嗟乎！此勃之罪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矣。”从中可体会到身为孝子的王勃内心强烈的羞愧和自责。王勃出狱后在家里停留了一年多，这时朝廷宣布恢复他的旧职，他已视宦海为畏途，没有接受。他在上元二年（675年）的秋天从洛阳出发沿运河南下，于八月中旬到达淮阴，又从淮阴到楚州，离开楚州，继续沿运河南下，入长江后折向西行，到了江宁。大约在上元三年（676年）春夏，王勃已至交趾王福畴处，见到了他生活窘困的父亲。不久后，王勃便踏上归途。当时正值夏季，南海风急浪高，王勃不幸溺水，惊悸而死。

诗歌成就
　　王勃的诗歌直接继承了贞观时期崇儒重儒的精神风尚，又注入新的时代气息，既壮阔明朗又不失慷慨激越。具体来讲，送别诗或气势磅礴、雄浑壮阔，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写离别之情，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慰勉，意境开阔，一扫惜别伤离的低沉气息；或优美静谧、隐约迷蒙，如《江亭夜月送别》其二“乱烟笼碧砌，飞月向南端。寂寂离亭掩，江山此夜寒”，描绘的是一幅美丽的江边月夜图，画面优美迷蒙，让人心醉；或重在抒发自我身世的悲切之感，如《别薛华》，整首诗并不着意抒写惜别之情，而是时时处处抒发对自己身世的悲切之感，哀伤之痛。“烟雾”意象在王勃送别诗中出现频率极高，是王勃对前途命运迷惘和困惑的外在表现，如《秋日别王长史》中“野色笼寒雾，山光敛暮烟”，田野笼罩在浓浓的秋雾中，凄寒而朦胧，远处的山峰在沉沉暮霭中聚敛而凝重，山光野色在寒雾暮烟中显得隐约迷蒙，似梦似幻。相思诗则抒发了千里之外羁客的情感：思念家乡，怀念亲友，伤春感怀，如《羁春》，则通过写景抒发深沉的思乡之情。园林山水诗既写景生动、锤炼精工，又诗境美好，充满生机，如《郊兴》。同时，在描写手法、诗境开拓等方面，又进行了新的尝试，并取得显著的艺术效果。远游山水诗不仅充分展现了奇险壮丽的入蜀途中风光，而且因倾注了郁积之气而尤显深沉悲凉，底蕴深厚。

嵩山学道
　　唐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王昌龄出生在山西太原。

　　唐玄宗开元八年庚申（720年），二十三岁，是年前后，曾居嵩山学道。

　　开元十一年癸亥（723年），二十六岁，约在是年前后，客河东并州、潞州。

边塞留名
　　开元十二年甲子（724年），二十七岁约在是年前后，赴河陇，出玉门。其著名之边塞诗，大约作于此时。

　　开元十四年丙寅（726年），二十九岁。隐居于京兆府蓝田县石门谷。是年有《同从弟销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之作。“山阴崔少府”即崔国辅。

进士及弟
　　开元十五年（727年），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官汜水尉校书郎），后贬龙标尉，世称“王龙标”。

　　开元十九年辛末（731年），三十四岁。在长安，以博学宏词登科，再迁河南汜水县尉。

　　开元二十一年癸酉（733年），三十六岁，当年四月，在长安参加宴会，有《夏月花萼楼酺宴应制》诗。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王昌龄选博学宏词科，超绝群伦，于是改任汜水县尉，再迁为江宁丞。

左迁交友
　　开元二十六年戊寅（738年），四十一岁，因事获罪，谪赴岭南。

　　开元二十七年己卯（739年），四十二岁，遇赦北还。秋，在巴陵（今湖南岳阳）遇李白，有《巴陵送李十二》诗。

　　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王昌龄北归，游襄阳，访著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患疽病，快痊愈了，两人见面后非常高兴，孟浩然由于吃了些许海鲜而痈疽复发，竟因此而死，在这时期，王昌龄又结识了大诗人李白，有《巴陵送李十二》诗，还有《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冬，王昌龄离京赴江宁丞任，此时已与名诗人岑参相识，岑参有《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王昌龄也有诗留别。途经洛阳时，又与綦毋潜、李颀等诗人郊游，也都有留诗。

　　天宝三载甲申（744年），四十七岁，在江宁丞任。四月曾因事暂至长安，与辛渐、李白、王维过从。

　　天宝七载戊子（748年），五十一岁，至此年，官江宁丞前后共八载。此年昌龄乃自江宁丞贬为龙标尉。昌龄自金陵首途赴龙标，基本上是溯江前往，曾顺道游南陵，有《至南陵答皇甫岳》。

妒才被*
　　天宝十五载、唐肃宗至德元载（七月，肃宗即位灵武，改元至德）丙申（756年），五十九岁。约在此年离开龙标，还乡。其去龙标，过辰溪，经武陵，扁舟沿江东去，约在今年七、八月后，有《留别司马太守》《留别武陵袁丞》等诗为证。

　　唐肃宗至德二载丁酉（757年），六十岁。756年冬到757年年十月之间，王昌龄路经亳州，为亳州刺史闾丘晓所*害，后张镐杖*晓。

成就综述
　　王昌龄存诗181首，体裁以五古、七绝为主，题材则主要为离别、边塞、宫怨。就数量之多，体制之备，题材之广说，王昌龄的诗实不如李白、杜甫和高适、岑参，但他的诗质量很高。边塞诗可并高适、岑参而三，四杰以后，诗坛几乎没有边塞诗作。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后，文人掀起了从军热以求边功。开元十三年，王昌龄漫游西北边地，有了较深的边塞生活体验，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此时岑参11岁，高适还没有开始边塞生活，后人依次考证称王昌龄为边塞诗的创始和先驱。

　　王昌龄的边塞诗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有着高度的概括和丰富的表现力。既反映了盛唐时代的主旋律，又对边塞风光及边关战场场景进行细致描写，同时能够捕捉到将士细腻的内心世界。其诗歌意境开阔，语言圆润蕴藉，音调婉转和谐，耐人寻味，在发情、造景、写意等方面均有很高造诣。而王昌龄的宫怨诗可与李白争胜，且其诗用意之深、写景之妙、比兴之切、造语之奇，都有独道之处。王昌龄闺怨诗以悲天悯人的精神书写那些久闭深宫的妃殡宫人的悲情哀怨，以细腻的笔触多方面地展现她们的生活和感情世界，揭示她们在残酷的宫殡制度下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客观上批判了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罪恶。这种思想倾向奠定了其作品的健康基调，洗尽六朝宫廷诗浮艳色情之污秽，有力地扭转了齐梁歌咏的不良文风另一方面，就艺术表现而言，王昌龄又发扬了六朝华美艳丽、精雕细琢的表现手法，继承了其形式美。因此王昌龄被誉为是成功地用七言绝句写宫词的第一人。

诗歌形式

五古之严
　　王昌龄的五古，基本上都写得严正肃然，高古劲健，颇有风骨。在他有生之时，就正是以这样的诗歌风格驰誉于盛唐诗坛。王昌龄的五言古诗中也却不难看出：特点鲜明、风格多样，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貌：其一，劲健奔放，雄浑豪迈。其二，清丽幽秀，超逸旷放。胡应麟《诗薮》曾将唐初至盛唐的五古发展划分为两大流派，即所谓“古雅之源”和“清澹之派”，并把王昌龄等归入前者。其三，悲怆惨恻，深沉苍郁。雄浑豪迈的图景渐次而为清幽超逸以致沉郁苍凉的画面所代替，这与王昌龄的人生经历、身世遭际是密切相连的。而这深沉悲怆的风格特点也正突出体现于诗人所描写的目睹边幕的苍凉、黑暗和仕途的蹭蹬、坎坷的诗歌之中。其四，清新活泼，自然明朗。难能可贵的是，王昌龄虽所谓“谤议沸腾，两窜遐荒”，因而抑郁忧伤。但是，诗人也并未时时陷于痛苦，永远沉于郁闷，而是不时脱略事务、摆落苍凉，从而也创作出一些颇具清新自然、活泼爽朗风格的五古诗篇。

七绝于美
　　初唐七绝仅七十七首，盛唐四百七十二首，其中王昌龄七十四首，几乎占了六分之一。王昌龄在盛唐诗人中年辈较长，写作七绝时间也早，是唐朝诗人中较早大量写作七绝并获得优异成就的“七绝圣手”，独以七绝成为名家。七绝因为他以及李白等人的努力，逐渐地成为唐代流行的体裁，因此在七绝方面他与李白齐名。中唐、晚唐七绝数量之多，仅仅次于五律。吴乔《围炉诗话》卷二指出：“王昌龄七绝，如八股之王济之也。起承转合之法，自此而定，是为唐体，后人无不宗之。”由此可见，七绝至王昌龄而体制大定，表现手法完全成熟，给后人以很大影响。

诗歌内容

题材综述
　　王昌龄的七言绝句在内容上可分三类，这三类都自有特色。而其中以边塞诗第一、闺怨诗第二。

　　第一类是沿用乐府旧题的边塞诗。盛唐边塞诗人历来以高适、岑参为首。两人又都擅长歌行长篇，高作昂扬奋激，岑作瑰丽雄奇。王昌龄却另辟蹊径，以短小的绝句形式，抒写征人的种种情思，既有“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七首》之四）的壮志和“已报生擒吐谷浑”（《从军行七首》之五）的胜利喜悦，也有沙漠风前、长城月下怀念亲人的离愁，都写得含蓄深沉、情景交融，配以格调的舒缓自然、音节的宛转浏亮，成为传唱不衰的名作。

　　第二类是抒写宫女思妇怨情的闺怨诗和宫词。王昌龄在《宫词》、《闺怨》诸作中从另一方面表现了他刻画封建制度下妇女内心情感的高度艺术才能。从外表上看，宫廷生活是那么静谧迷人：“西宫夜静百花香”（《西宫春怨》）、“芙蓉不及美人妆”（《西宫秋怨》），但在绮丽的情景中，诗人却细腻入微地摹写了她们深刻的内心痛苦，她们对幸福的憧憬，她们的失望，在失望之中仍交织着希望的复杂心理。这些作品文笔之龙丽，语言之凝炼，情韵之深刻，都使后来作者难于争胜。

　　第三类是送别诗。王昌龄的一生交游很广，和许多文人、官吏、隐士和僧道都有来往，特别是在他两次遭贬、长年谪居的情况下，他多么需要亲友的慰藉和友情的温暖。他也把自己忠贞深沉的友情，献给了那些正直的知心朋友。他一生写了四十多首送别诗，不落窠臼，不同凡响，他的送别诗，在表现手法上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用不同的艺术构思，表现诚挚而深厚的友情。二、打破送别诗常规，不重在写当前的离别，却着意在写别后的情景。三、不写伤离，而以慰别为“主意”四、无恭维、无应酬，以抒情、写人见长。

边塞称世
　　王昌龄是著名的边塞诗人，并在后代以边塞诗称世。而王昌龄边塞诗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王昌龄善于采用心理描写，表现细腻多变的感情。王昌龄在诗中较早地抒写征夫心灵的一位诗人，为宋词对人物心理进行细腻刻划打下了基础。他或通过瞬间征夫的心理变化，描写他们跳动的心曲;或通过营中的歌舞声，对征夫的内心痛苦进行抒写;或者借助边关的特有的生活场景，写征夫内心的忧愁;或者借战争，写守边将士捍卫国家尊严的英雄气概。可以说感情的抒发非常细腻、真实。

　　其二，王昌龄诗情景妙合，意与境浑。王昌龄去过边塞，真正看到了边塞的大漠、雄关、孤城、长云、雪山、烽火、羌笛等景象，因而在他的边塞诗中，组成了一幅非常壮美的自然景物的群体图。这些意象的上面附着了边塞将士的情与意，是特定环境中的特定物，即自然的物与将士的情两相交触，诗人还借助化无形为有形的艺术手法，构成了王昌龄边塞诗的情景妙合，意与境浑的艺术境界。他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美，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其一，选择某些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注入强烈的主观情感，促使景与情水乳交融，真善美高度统一。其二，既采用赋体，描写实景，又巧用直中含曲的方式，求得含蕴无穷的言外之意。其三，以苦心与孤诣，展开形象思维的翅膀，化无形为有形，变抽象为具体，使意境十分深蔚。其三，王昌龄诗内容简洁、明快、含蓄，具有很高的语言艺术成就。王昌龄的边塞诗，非常讲究语言的精炼，真正做到了言均意足，意蕴无穷。或简洁、或明快、或含蓄，让读者回味无穷。另外，王昌龄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对每一句都精心地加以处理，没有闲笔，绝句的起句往往是骤响易彻，以雷鸣般的声势打开一个局面，如：“秦时明月汉时关”、“大漠风尘日色昏”、“青海长云暗雪山”、“琵琶起舞换新声”等等，都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不过最妙的地方还不在于起句，而是在第三句。绝句一般的都要在第三句另辟新境，翻出新意，所以首二句要平缓些才便于翻上一层。王昌龄调既已高险，还能在第三句上就势一振，把思想感情再深入一步，实在是需要高超的艺术技巧。

表现手法

诗歌意境
　　在艺术风格上，王昌龄的七绝以委婉含蓄为主要特色，表现曲折，意境深远。其中不少是用比兴、寄托手法，抒写了诗人对现实的揭露和幽怨，因而与屈原的《离*》在精神上有一致之处。王昌龄诗亦善用典故。其《诗格》提出“诗有六式”，第五就是“用事”：“谓如己意而与事合。”王诗用典不多，但往往用得巧妙而贴切，不露迹象。王昌龄很重视诗的境界，他的《诗格》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他反对意与景的分离：“若一向言意，诗中不妙及无味。景语若多，与意相兼不紧，虽理通亦无味。”他很重视情与景的结合，认为：“凡诗，物色兼意下为好。若有物色，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

语言风格
　　王昌龄的诗歌从语象选择、句式运用到语句组合三方面都体现了诗人对典雅劲健的语言艺术风格的追求。在语象选择方面，王昌龄多选用大的数词、有力度的动词、准确的形容词来表现有气势的大场景或有气魄的大胸怀，体现出了语言的力量美、气势美。在名词选择方面，王昌龄选择的是典雅的、典型的语象。王昌龄在诗中多使用短句、变形句式、紧缩复句。使语言有力量感、经济简练。王昌龄诗歌中的语句组合也体现着他简练清峻的语言风格。总结王昌龄的诗三大特点就是：语言简练而内涵丰富；文辞平易但句意险峻；意兴相兼、沉中见清。

修辞技法
　　一、层层深入环环相扣，王昌龄善于运用层层深入的手法，反复渲染气氛，为突出主题服务。如《长信秋词五首》。

　　二、典型情景画面生动，王昌龄极善于捕捉和概括典型情景，给人以真切的形象生动的画面感，如《从军行》，王昌龄以边塞为题材的七绝，其画面皆色彩浑厚，凝重，笔触粗犷。而在宫怨、闺怨诸作中，王昌龄则转变了画风，且不在是油画，而是工笔重彩的仕妇图与金壁辉煌的界画的组合。

　　三、善用比兴深于寄托善用比兴，深于寄托，代表作如《长信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