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陈振龙和儿子扩大种植，经过四个月的辛苦耕耘，第一批甘薯获得大丰收，父子二人望着茂密的甘薯地，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很快，陈经纶带着甘薯果实去面见金学曾，金学曾见过大喜，带着官员们赶到种植地，亲自考察成果。

望着田地里纵横交错的甘薯枝叶，金学曾等官员啧啧称奇，大旱年间还能见到如此茂盛的作物，能不令人惊讶吗？

陈振龙当着金学曾的面，挖出埋在土壤里的甘薯，洗干净给众人分吃，大家一一品尝，都觉得甘甜可口。

陈振龙又将甘薯特性一一道明，此物生熟皆可食用，种植便利，若是推广开来，足可度过灾荒！

金学曾这回彻底放下心来，他下令在福建各地推广种植，各地兴起种植甘薯的空前盛景。

甘薯一年就有两次收成，一年下来，成果令人喜悦，产量远超小麦、水稻等作物，每家每户都能吃到甜美的甘薯充饥。

靠着种植出来的甘薯，福建百姓度过灾荒，当时有记载“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

眼见福建朱薯盛开，陈振龙不由感到欣慰：当初冒着生命危险“偷”回那根藤果然是值得的！

推广甘薯期间，陈振龙父子忙里忙外，到处走动，向乡亲们传授种植方法，大家感激之余，更加敬佩陈家父子的高尚情操。

不仅是言传身教，陈振龙还让儿子著书阐明，写成《种薯传授法则》一书，供各地翻阅，用以指导种植。

巡抚金学曾也不甘落后，陈经纶的《种薯传授法则》问世后，他在其基础上写成国内首部薯类专著《海外新传》。

闽人感激金学曾推广种植之功，因而将朱薯改名为“金薯”，又因朱薯来自“番国”，又称为“番薯”，往后又有了更多称呼，如我们熟知的“地瓜”、“甘薯”等等。

无论是金学曾还是陈振龙，都为推广甘薯作出了突出贡献，而冒着生命危险带回薯藤的陈振龙更备受乡民戴爱和崇敬，称他为“甘薯之父”。

自那时起，福建地区粮食激增，人口不断增多，明朝末年人口不到两百万，到清朝道光年时人口已经超过一千万。

福建地区能够如此繁荣，番薯功不可没，可以说养活了千万人，陈振龙更是贡献巨大，福州、福清等地先后为陈振龙建立报功祠，供以后人瞻仰。

遗憾的是，因明朝末年战乱不断，导致种植番薯之法没有第一时间传到福建之外的地区。

在陈氏父子逝世后，陈家与番薯的缘分并没有断，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继承父辈志愿，极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番薯的种植之法。

1749年，青岛遭遇天灾侵袭，作物颗粒无收，岛内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恰逢陈世元在青岛做生意，顺势推广番薯，并著下《金薯传习录》一书，教导岛民种植番薯，度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