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灿若星河的文学宝库中，诗歌是其中一块散发着独特魅力的瑰宝。

《毛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作为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诗歌早在我国先秦时代就已出现。《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多年的诗歌，全面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被誉为我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

《诗经》在先秦时代称为《诗》，又称《诗三百》或《三百篇》，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并列入“五经”，《诗经》一名遂沿用至今。《诗经》共收录诗歌311首，其中6首只有标题而无内容，被称为“笙诗六篇”。

《诗经》是经过长期、广泛的搜集编辑工作而成书的，除了少数篇目的作者可以考定或已有署名，如许穆夫人《国风·载驰》、孟子《小雅·巷伯》、尹吉甫《大雅·崧高》及《大雅·烝民》等，绝大部分篇目的作者已不可考。相传《诗经》为尹吉甫和孔子纂集而成，具体来讲古人关于其成书经过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王官采诗、孔子删诗和诸侯献诗。现在通常认为，《诗经》是由各诸侯国协助周王室采集，而后由史官和乐师整理而成，孔子也参与了整理音乐的过程。

关于《诗经》的体例分类，有所谓“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小雅》《大雅》《颂》的四篇列于首位的诗。“六义”则为“风、雅、颂，赋、比、兴”，其中“风、雅、颂”是对《诗经》音乐类型的划分，“赋、比、兴”则是《诗经》中主要运用的三种表现手法。

《风》又称《国风》，一共收录了15组不同地区的160首民歌，称为十五国风，反映了当时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被视作《诗经》的主体和精华，故有后人将其与屈原的《离*》合称为“风*”。《雅》为正声雅乐，是正统的宫廷音乐，共有105篇，分为《大雅》和《小雅》两部分，创作者大多为公侯贵族及士卿大夫。《颂》主要是宗庙音乐，共有40篇，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三部分，反映了周朝主流的宗教和哲学思想。总体而言，《诗经》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爱情婚姻类、战争行役类、劳动生产类、政治批判类、歌乐宴享类、祭祀史诗类。

《诗经》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艺、道德、宗教等各个领域，因此又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在写作技巧和表现手法上，《诗经》开创性地运用了赋、比、兴三种方法。朱熹《诗集传》对此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也就是俗谓的平铺直叙，直接描述一件事物或其经过，多见于《颂》和《大雅》；“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是运用比拟手法“托物拟况”，常见于《风》；“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是指“托物起兴”，即由一件事物为引联想到另外一件事物，多见于《风》和《雅》。

《诗经》的影响之大，还体现在历来众多研究《诗经》的著作之上。西汉初年，就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诗经》，前三家分别出自鲁人申培、齐人辕固和燕人韩婴，后来合称为“三家诗”。《毛诗》又称《毛传》，为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辑注而成，二人后来被分别尊为“大毛公”和“小毛公”。《毛诗》除了在第一篇《关雎》下有一篇《大序》外，每篇诗下又分别一篇小序。《毛诗》是古代汉族诗论的第一篇专著，对后世《诗经》研究影响极大，自从《毛诗》兴起之后，三家诗便逐渐失传。至东汉郑玄为《毛诗》作笺，唐代孔颖达为其作疏，终于形成《毛诗注疏》，又称《毛诗正义》，被列入“五经正义”和“十三经注疏”，成为影响我国诗学数千年的权威读本。

《诗经》不但是我国的“诗歌之祖”，同时也开启了中国诗叙事、抒情的内涵，而被誉为“纯文学之祖”。它确定了中国诗的修辞原则及押韵原则，是我国北方文学黄河流域的代表。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阅读《诗经》不仅可以让我们溯及祖国传统诗歌的肇端，感受数千年来受其浸润的文学作品的魅力源泉，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培养语感，领略到古典文学作品中独有的音韵美、建筑美和意境美。

孔子在概括《诗经》内容时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又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毛诗·大序》也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可以说《诗经》在我国古代社会已经与礼乐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宣扬儒家主流政治、道德思想的一部“官方教科书”。对于我们今天的人而言，也可以通过阅读《诗经》得到潜移默化的滋养，以帮助我们树立志向、涵养品格、净化心灵、升华精神，获取民族文化中可以汲取的源源不断的能量。

历代文化名人对《诗经》都有着极高的评价。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荀子则云：“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司马迁又言：“《诗》以达意。”近人梁启超更是提出“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对《诗经》的推崇可谓无以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