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和事。
1月27日，翻译家杨苡女士去世。她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刚刚问世。103年的人生经历，浮浮沉沉，几番坎坷，数度起落，已然将她的一生塑造成了一个传奇，但她历经世事沧桑变迁，卓越的记忆力，却让她着意捕捉那些世变缝隙中被人忽视的细节。
无数湮没在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藉由她的口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让她一生的故事，不再是关于她自己的故事，而是许许多多人的生命故事交织在一起。
那些相聚与别离，那些笑声与眼泪，那些生与死，宛如这个世纪千千万万有名与无名之人生命的标本，凝固在一个世纪之中。
因此，这不仅仅是杨苡自己的故事，而是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苦痛，经历了那么多悲欢聚散，经历了那么多死别生离之后，我们应该更加珍视彼此，更能理解希望与等待的意义。
因为她记得，并且相信记忆终会战胜死亡。因为她希望，并且等待着这个世纪的故事被人倾听，被人记住。
本文出自2023年2月1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专题《希望与等待：杨苡的一个世纪》中的B04-05。
「主题」B01丨希望与等待：杨苡的一个世纪
「主题」B02-03 | 家与梦
「主题」B04-05丨别云间
「历史」B06丨罗马：从城邦到文明
「主题」B08丨《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这是因杨苡而被照亮的历史
撰文｜李夏恩
“我发现我躺在黑暗中，一片沉滞的黑暗！生者与死者的影子一起掠到我面前又一个个地消逝，微笑的面容，怅惘的眼光，甚至是泪光莹莹……我伸出手去，多想拉住你……你却无声地飘然逸去。我的眼睛突然涨满泪水，这又是个梦！”
夜如此短，短得还没有来得及和梦中的故人告别，便猝然醒来；短得在梦中流下的眼泪，醒来时眼角依然湿润；短得在醒来时，只能抓住几许梦的残影，哪怕这个梦长如一个世纪。
“梦里，我化作一只小小的蚕——
吐丝、吐丝、吐丝……直到吐出
最后的一根，生命便该悄然离去……”
很多年后，杨苡依然会想起小学时代的那条小绿蚕。它被遗留在一个世纪前的校园里，孤独地面对着死亡的命运。那是1928年，北伐战争的烽火终于烧到了她的家乡天津，兵荒马乱的动荡时刻，不到九岁的她，却在人人争先恐后逃出被铁丝网围住的学校时，转身跑回教室，要去拯救这条微不足道的小小生命。
但姐姐却强行把她拖了回来。她只能面对这场注定的生离死别。
死，她并非没有经历过。父亲死时，她尚在襁褓，父亲对她而言只是镜框中一个渐渐褪色的黑白影像，一个家人偶然提起的模糊印象，一个用以提醒她“妨父”卑微身份的名字。二姐死时，她又太小，那个瘦削、安静而美丽的少女，近乎一个家中可有可无的存在，她还记得她把软软的手放在自己头上的感觉，而她的死带来的更像是一场沉默悲剧在猝然高潮后的戛然而止——长房正妻娘居然请了一个装神弄鬼的道士来病人床前作法，乌烟瘴气的香烟中，一只黑色的公鸡咔嚓一声被折断脖子，鲜血喷溅而出，那只垂死挣扎的公鸡一下子飞到二姐床前，这骇人的场面带给杨苡幼小心灵的，只有恐惧，当她回头看到二姐时，只见她躺在那里，“满脸死灰，挂着两行泪，身子瑟瑟地抖。她眼睛里的惊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即使是学校中，死亡的脚步也并未隔绝在校园之外。有一天朝会上，学校忽然让学生们齐唱《渡过死海》（Crossing the Bar）：
“让那无量深处所涌现的，重返家乡黄昏与晚钟声过后，便是黑暗，但愿毫无痛苦，这番辞行，我好扬帆，我虽必须辞别时间空间，远远随了潮头，我却希望与我舵工会面，当我入海时候。”
死亡带来遗忘，带来恐惧，也带来永别的哀伤。但校园里那只小绿蚕，让她理解了悲悯与爱，也让她感受到何谓离别。
离别所以为离别，是因为之前必然有相聚。相聚越是欢欣，离别就愈发悲哀。相聚与离别相伴，离别常常紧跟其后的是另一场相聚。就在她行将离开那座教给他爱与离别的学校之时，她与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相遇了。他就是巴金。
她给巴金写了第一封信时，十七岁。
1936年，十七岁的杨苡在天津，这一年她开始给巴金写信。
别
“少女穿着蓝白黑点的旗袍，短短的黑发，前面一排留海，由于头发天生又黑又硬，留海像一排刷子覆盖着额头。她的右手托腮，歪着头凝视着右前方。她在想什么呢？谁也说不出来了！”
照片凝固了瞬间的时光，1936年，抗战雷雨袭来的前夜，这一年杨苡十七岁，像许许多多叛逆期的年轻人一样，“我觉得孤独，内心在彷徨不安，究竟我该如何反抗？我并没有勇气走进一群陌生的男男女女的青年人中间，但我又不情愿做一个平静地生活着的终日读书、暇时绘画、晚上听音乐、周末看电影的贵族小姐。我只会在晚间编织一些美丽的梦”，于是，她给巴金写了第一封信。
在此之前，她已经读过了许多巴金的书，《家》《雾》《雨》《电》。尽管杨苡自始至终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巴金编译的《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蒲鲁东的人生哲学》，她一样捧来阅读。一如杨苡所感受到的那样，巴金的小说对“五四”之后的年轻一代有着独特的吸引力，他的成名作《家》具有双重的魅力，既勾勒出一个衰朽旧式家族种种不堪为人所道的琐细暗面，足以满足那些窥探的眼睛，同时，书中塑造的三个主要角色：觉新、觉民、觉慧，更以他们的挣扎与奋争戳中了无数读者的心——毕竟，能够阅读并读懂这部厚重巨著的读者，大都也出自这样的旧式家庭，感受着新文化运动以来旧雨新风的鞭挞与吹拂，他们能感受到书中人物的彷徨与无奈，听懂他们的抱怨与控诉，而这恰恰也是他们内心呼之欲出的声音，而巴金却能精准地用笔一击中的——书中主角的苦乐便是读者的苦乐。
“巴金的《家》就像我自己的家”，诚然，同样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大家庭，同样少年丧父，家境也同样走向衰落，而自己也像主角一样，在新式学校中接受到了平等自由的新思想，那种渴望走出家去的强烈冲动，以及对离开校园直面世界的兴奋与不安，一切都如书中的那个年轻的主角觉慧一样。在第一封表达崇拜的信收到回信之后，杨苡写了第二封信，讲述了自己对家庭的不满，“重点是表示，我要做他笔下的觉慧”。
但巴金的回信，却表示“不赞成”，劝勉她“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要有耐心”——这听起来简直像是一位长者对少年人说教的陈词滥调——考虑到巴金只比杨苡大十五岁，也不过是刚过而立之年，这种讽刺性就更加深浓。对一个渴望走出压抑沉闷的旧式家族，拥抱崭新世界的少女来说，这无异于浇向炽烈炭火的一杯冰水，多年后，杨苡依然对巴金为何阻止她成为书中离家出走的觉慧感到些许困惑，尤其是在得知巴金称赞自己同学刘嘉蓁前往延安是“路走对了”之后，这种困惑就更深，“我大概要问，为什么赞同刘嘉蓁去走自己的路，却不赞同我像觉慧那样呢？”
巴金致杨苡的信，这是杨苡手中现存的最早一封巴金的信，写于1939年1月20日。出自杨苡编《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
“巴金总是爱护年轻人，为他们设想的。”但当时的杨苡或许未必完全了解巴金更体贴入微的苦心，他并非不愿自己的读者可能冲破旧式家族的束缚，为寻求自由而出走，只是，他更深知出走将会付出怎样高昂的代价。书中那个离家出走的觉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巴金自己的写照，他确实离开家庭，沿着新文化运动开辟的方向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但他付出的代价，却远非小说结尾那样安稳的结局。他离开了李家，但他的大哥李尧枚却要独立支撑起整个家族，要负担起弟弟离家闯荡的资费。新的理论让他愿意将自己的弟弟送出家门，去追寻新潮，但旧的家庭环境却要求他肩负起所有的重担。“在旧社会、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
这种方式，是巴金和他的三哥李尧林在当时所不能理解的，“我们因此常常责备他，我们不但责备他，而且时常在家里做一些带反抗性的举动，给他招来祖父的更多的责备和各房的更多的攻击与陷害”。兄弟间的友爱，让大哥代替巴金和三弟承担了来自家族的压力，但他叛逆的弟弟却不能悦纳他，哪怕他写信告诉巴金自己会自*，“倘使我不信，到了那一天我就会明白一切”时，巴金依然“不曾重视他的话”。
直到1931年暮春时节，他终于自*了。直到读到大哥的遗书，巴金才明白为了自己的反抗，大哥付出了怎样沉重的代价。为了支持自己的学业和留学生活，大哥是怎样违逆自己的意愿奔走于商场与银行，如何周旋于他所厌恶的亲眷和所谓的朋友。而这一切，只是为了成全自己的出走。
或许正是在杨苡的第二封信中，巴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不愿这个女孩儿在复制自己当年的悲剧。而这位一向为年轻人设想的年轻作家，或许为这位年轻的女读者考虑得更深更远。毕竟，社会发展永远会落后于思潮前进的速度，尽管早在清末便提出了“女界革命”的口号，鼓励女性行动起来，走出家庭的桎梏，去做理想中自我解放的“新女性”。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绝非靠一两句口号可以抹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