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身处空袭阴影之下的人来说，随时可能祸从天降的恐惧并不是个笑话——只有苦难的幸存者才有资格以谈笑的语气讲述当初的苦难。

炸弹可以说瞬间摧毁了所有罗曼蒂克的传奇，将苦难赤裸裸地铺满每一片空袭降临的土地。“到处是倒塌的房屋，玻璃的碎片，街上许多联大的师生，满身的灰土”，在逃难的人流中，杨苡第一次见到那位举世闻名的诗人闻一多，在中西女校时，老师曾带领她们读过他的名作《死水》，而此刻，这位传奇诗人就这样茫然地站在人流之中，“乱乱的头发上全是灰土”。

空袭从此成了无时不刻盘旋在头上的死神，不知何时就会陡然降临。

第一次空袭只是日后长期噩梦的预演，对杨苡来说，这并不是对她打击最大的一场空袭。多年后，在写给女儿赵蘅的一段提纲上，她写道：“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此时的杨苡已经嫁为人妻，正在等待预产。

查阅档案便会发现，此时正是日军对昆明空袭的频繁时期。1941年4月8日的空袭尤为惨重，被昆明人称为“四·八血案”，这一天中，日军共投弹82枚，炸毁房屋891间，烧毁房屋1830间。频繁的空袭下，杨苡不得不大着肚子跑警报，而他的丈夫赵瑞蕻，在结婚前也只是一名联大的学生，这位准父亲没有经验、没有准备，甚至没有想到要如何照顾自己*的年轻妻子，当他出门为生活奔忙时，只留下杨苡和一位同样*的邻居一起挺着大肚子跑警报。杨苡特别记下了丈夫一次跑警报的经历，那时她刚刚生产，抱着出生不满周岁的赵苡，等着丈夫回家。警报响起，丈夫正往家走，正走到离家不远的一家面馆，就躲进去，里面人都跑空了，他回来很得意地说他如何急中生智，钻到一张桌子下面。杨苡听了就生气，心里想：“你就不管我们母女，锁在屋里，真要炸弹下来，跑都没法跑”。当一位朋友来探望杨苡，发现赵瑞蕻竟然把她们母女锁在房间里独自外出时，说“怎么能把门锁起来呢？”杨苡就抱着孩子在里面隔着门大哭。

1940年杨苡与赵瑞蕻结婚时住在昆明西山的酒店那一阵照的。赵瑞蕻有个同学杨立达，是印尼华侨，有照相机，到西山看我们，拍了好些。我看上去有点忧郁。

恐惧、无助、绝望，或许产妇生理期导致的抑郁症候也加剧了这场噩梦，“大着肚子跑警报，日子过得艰难，根本谈不上未来有什么希望，我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经常陷入胡思乱想，我才二十一岁，也许会在分娩中死去，也许明天就会有一颗炸弹落在我头上……”在这种极其糟糕的情绪下，她给相信足以托付心声的大李先生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向大李先生倾诉我的苦闷，发泄我的情绪，所有的委屈、抑郁，还有恐惧，全都吐出来了。我说我最听你的话。听上去是把我眼下的处境和他劝我接受赵瑞蕻的追求联系起来了，好像有直接的关系”。

赵瑞蕻和杨苡，抱着的是刚出生的赵苡。这时已住在岗头村了，包裹婴儿是跟乡下女人学的，她们会扎得很紧，跟捆柴火似的，干活时就背在身后。杨苡只会抱着，到医院去做产后检查，医生见了把她训一通，说太紧了，你不是个合格的母亲。

这封信发出后，大李先生再也没有回信，而且从此之后，“就杳无音讯，连明信片也不来了”。

“它肯定把大李先生惹怒了”，直到晚年，杨苡依然为这封无理的信感到深深地后悔。但直到最后，她依然不知道大李先生没有回信的真正原因。他的弟弟巴金也没有给她一个明确得足以让她信服的答案。他只是在信中安慰她说：

“望你快乐地好好生活，我和哥哥自然把你当作妹妹看待。我哥哥性情冲淡，做事迟缓，与你性情差得远，故有误会……”

但在杨苡心中，恐怕连自己也不愿相信大李先生真的是一个可以被一封信就彻底激怒的狭隘之人，她之所以用“惹怒”来解释自此而后的音讯断绝，或许只是想给自己一个答案，一个可以自己肩负起全部过失的答案，一个可以让她用余生不断追悔和自责的答案。

她或许不愿去触碰那个更让自己释然的答案：这个永远总是带些忧郁的“快乐王子”同样也有着难以对人言说的苦闷与羞涩，以至于当对方的苦痛向洪水一样汹涌倾泻到他的身上时，他因为太过思恋对方，感同身受，因此也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苦痛，他想不到用怎样的话语才能抚慰对方的心灵。比起杨苡担心激怒自己，他或许更怕回信中可能不当的言语，会再度伤害到这个他满心思恋的人。

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彻底阻隔了沦陷区与后方的通信，他或许终于想到了如何回复，但信已经发不出去了。

时间就像雪，会掩盖一切，也会融化成水，淡化一切。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太兴奋、太激动了，好像所有的人都跑到外面来，到处是欢呼声、鞭炮声，宿舍里的人赶紧凑钱去买鞭炮，所有的人都加入欢庆中来”——长达八年的噩梦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终结，至少人们内心发出的是这样的欢呼。但狂喜过后，她等来的，却是一场悲伤的梦，这个梦的开篇，写在一张小小的电报纸上，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李先生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离开了我们。我很难过，希望你别。”

就像那封永远没有回复的信一样，她永远也无法得到那个答案了，所有的久别重逢的幻想，在一刻尽数破碎：“虽然再见面一直是遥遥无期的，过了一年又一年，但我相信总有见面的一天，那时就可以痛痛快快把想说的都说出来，所有的疑惑也会有了答案。现在，万万想不到的，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百岁以后，我还好多次梦见过大李先生。有个梦特别奇怪，梦里的背景并不是我家，像北京的房子，四合院那样的。他喝了酒，发脾气，在前面砸门，老潘子抵着门不让他进来，他就嚷嚷：我找她说两句话有什么不可以？！而后就把门踢开了。进来站在院里对后面喊：我只说一句，说完就走。他跟我说的一句是：我不是赖斯基！我回了一句：这里也没有马克！”

“这梦太奇怪了，大李先生不喝酒，从来都是很绅士的，我哪见过他发脾气？梦里成了那样。”

大李先生这张照片像是在码头拍的，当年我并没见过。

梦

“睡眠不能带给我休息，

我清醒着的眼睛永远看不见，

死去的人的影子，

环绕在我的床前。”

人生，或许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聚与离别，一如相聚的偶然，离别同样可能毫无道理。在这生与死萦绕轮转的世间，只要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而一切可能，也都可能被死亡粗暴地打断。许多的岁月之后，历经生死的杨苡回顾往昔，或许会发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她见证了如此多的生离死别，而别离的场景常常不是一曲挽歌，甚至不是一声呐喊，而是无奈的*，是荒诞的哭嚎。

那个站在讲台上深情高唱“Oh！Beatrice！”的吴宓教授，在临终时刻，并没有像他钟爱歌德那样，低吟出“Mehr Licht！”（更多些光明！）或是像他所欣赏的马修·阿诺德那样，呼唤“Sweetness and Light！”（甜蜜与光明），而是孤寂地低声呼喊着：“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那个她视为心灵知己的大李先生，因为贫穷，一直拖延不愿住院，直到实在撑不住了，才认输似的答应住院，每当有朋友询问他的病状，他都回答“蛮好”。没有*，没有叫好，直到在一个深夜，他安静孤独地死去了，而他的四弟巴金，只来得及揭开他的面纱，看见他双眼紧闭、脸颊深陷的那张衰老的脸。杨苡见到的，却只有虹桥公墓中的一方墓碑，那是一本大开的大理石制成的书，上面刻着：

“永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