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小聋女自幼双耳失聪完整版（安安真的是失聪女孩吗）

我叫小聋女自幼双耳失聪完整版,安安真的是失聪女孩吗(1)

图为电影《听说》剧照

有一次，爸爸和妈妈彻夜长谈以后，极其罕见地将我带到新大新百货买了一条新裙子、一双白袜子、一双新皮鞋。还带着我去了旧儿童公园玩，随我玩要花钱买票的碰碰车，去吃有玩具送的儿童乐园餐。那时候的我，就像是一个等待死刑的囚徒面对着自己的断头饭，既感慨饭菜的丰盛，又感慨着死亡的迫近。

果然，一天的最后，他们没有带我回家，而是把我的小行李拿出来，让我坐在福利院的门口。他们跟我说，一会儿就回来接我，叫我乖乖在那里等。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无声地哭着扯住妈妈的袖子，希望妈妈能回心转意。

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943个作品

作者：蒋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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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都会这样安慰那些不幸的人：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就会给你留下一扇窗。然而，并非如此。只有上帝的选民，才配拥有一扇窗作为喘息的生机。而城市底层的小市民，通常是门被关上，窗也被锁死。

我说的并不是别人，我说的是我自己，我差不多就是一个聋子。

所谓聋哑人通常并称，是因为实际上通常并存。一个天生就聋了的人，是很难学会说话的。因为学说话不只要声带没有问题，还需要不断地模仿学习。最重要的模仿途径，就是听。所以一个聋了的人，是很难学会说话的。就算学会说话，说话的语音语调也不会准，不会好听的，沟通就会有阻滞。

我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类似于海伦凯勒。只不过我没有海伦那么幸运，拥有殷实的家底，还有疼爱她的家人。她明明处境比我还惨，不只聋哑，还是一个盲人，但最后却能有所成就。而我，是不能的了——我连自己都嫁不出去，就更不要说成就什么事业了。

这28年的人生，通常让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比起那些一毕业就结婚买房、家庭圆满的人，我是一个假的90后。或者说，一个假的85后。

1989年，我出生在广州。刚生下来的时候，我是一个正常、健全的孩子。作为双职工家庭的独生女，据说我得到了父母所有的疼爱。最时兴的小皮鞋，最好看的小裙子，就算我还是一个不会走路的小婴儿，爸爸妈妈都给我准备齐全。如果没有意外，我会像绝大多数广州职工家庭的独生女一样，无忧无虑地长大。

然而，前提是没有意外。

在我周岁之前，因为天气变化，妈妈一时照料不当，让我感冒了。本来只是一场小感冒，几天就该好了，然而我却偏偏没好，甚至转化为高烧，半夜又哭又吐。爸爸妈妈实在拿我没办法了，只能大半夜骑着单车把我往医院里送。大半夜的，哪有什么儿科，只有急诊。好不容易等到医生把前面的病人看完了，才轮到烧得脸蛋湿红的我。

有时候我也会想，是不是不去医院，我就会平平安安地长大了呢？然而，似乎并不可能。就好像《绣春刀》里，赵靖忠找上沈炼三兄弟那一刻，卢剑星和靳一川注定走上死路一样，被命运选择的人，也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的。我的命运，从发烧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烧到40℃，不去医院就是烧成傻子，去了医院就是药物过敏成了聋子。想一想聋子虽然比傻子要痛苦一些，但还是要强一些。两害相衡权其轻，聋子也不是不可接受的。

其实，按理说来，责任不在医院。药物是合格的，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流程也没有缺失，爸爸妈妈也没有大意。谁都没有错，然而我却聋了：青霉素过敏，而我皮试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这理应是小概率的事件，我却遭遇了百分之百的不幸。

第一个发现我听不见的人，是爸爸。妈妈太累了，她又要上班，又要给我喂奶，已经没有精力再去发现一个小婴儿有更多的不妥。是爸爸，发现我对他的呼唤再也没有了反应。再吵的电视声响起，我都不会哭闹。只是睁着眼睛，一无所知地看着这个世界，就像不知道爸爸为什么越来越担心一样。很快，再次带着我动身去医院的爸爸妈妈面临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打击：我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了一个聋子了。

在悲剧的最初，爸爸妈妈互相抱怨过。爸爸指责妈妈连孩子都不会带，妈妈指责爸爸下班了就会抽烟打麻将，连女儿都不管。但后来，他们也有所行动：带我去看医生，给我做针灸，给我做按摩，期盼着我能跟以前一样。

然而，生活不是玛丽苏电视剧，它甚至比家庭伦理剧要狗血多了。奇迹没有发生，在日复一日的消磨，爸爸妈妈能留给我的耐心越来越少。看病、做针灸、做理疗，都要花钱，而爸爸妈妈有的，不过是死工资。而且，每次带我挤公交去看病，也让他们身心俱疲——他们都不是独生子女，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得到双方父母的全力支持。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会在爸爸妈妈实在力不能及的时候带带我，但这只能算是人情。更多的时候，还是要我的父母亲自去奔波。

久病床前无孝子，对子女而言是，对父母而言也是。

更何况，年轻能治愈一切伤痛，对我的爸爸妈妈而言，也是如此。他们觉得他们对我已经尽力，而他们还年轻，总不能被我拖累一辈子，到老了还要照顾我这个累赘。爸爸就动了心思，想要把我送人。可是，会有什么样的正常家庭愿意要一个聋子做女儿？爸爸如果铁了心要把我送走，只能将我送到那些见不到人的乡下，说不定就是做童养媳了。

做妈的，心肠总要软一些。我虽然不中用了，到底是我妈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她死活拉着我爸，不让爸爸把我送人。爸爸实在没了办法，就把我留下来了，并且给我办理了残疾证明——90年代虽然管计生管得严，但不至于生二胎的路就完全堵死了。如果头一胎的孩子是严重残疾，给孩子办理残疾证明以后，还能申请到指标生二胎。

我那时候已经三四岁了，在单位里办的幼儿园上学，不用妈妈太费心照顾了，所以爸爸妈妈的精力就放在准备要二胎上。有时候暮色四合，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走光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玩玩具，不忍心的老师就会带着我一起回职工大院，然后送给正在家里吃补品的妈妈。那几个幼儿园的老师对我也是真好，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还会偷偷给我椰子味的奶糖吃。

很快，这种被忽略的安稳日子也指望不上了——妈妈怀上了二胎。这一次的生产很顺利，爸爸妈妈也付出了十二万分的小心去照顾我弟弟。来道喜的亲戚总会当着我的面安慰爸爸妈妈：老大是个聋子，但老二是个男孩，而且那么健康，你们夫妻俩也算是赚了。

爸爸妈妈听了这话，没有反驳，只是更加慈爱地抚摸着弟弟的小脸蛋。他们都以为我听不懂，所以更加肆无忌惮。因为我总是呆呆的样子，不用太多的关注，就能乖乖地吃饭、睡觉，自己穿衣服，甚至自己上学。我和海伦凯勒相比有诸多的不幸，但唯一一点我比她强：我不是瞎子。

他们都不知道，有大把时间可以荒废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体会他们嘴唇翻飞的变化上。配合神态，虽然我不会说话，但有时候我能猜出他们句意的90%，在日常也就够用了。当时我并不明白亲戚们的意思，只是感觉到深深的寒意。现在我懂了，我却还是像当年那个无助的小女孩一样无力反驳。

弟弟出生以后，我就从家里“可有可无”的存在，转变成“多余”的存在。一般的姐姐在家里，总会帮着妈妈照顾弟弟。然而，这一点我都不能很好地做到，因为我听不见。妈妈与其费劲使唤我，还不如自己把活干了。家里的谁都不需要我，让我觉得自己越发“没用”。只有弟弟一个，妈妈就心满意足了，我是家里的一个污点。弟弟健康、可爱，还是一个带把的，能给父母长脸，而我不能。

这一回，连妈妈都动了送走我的心思。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这一刻依然发挥着朴素的哲理。对爸爸妈妈来说，我对家里，已经没有了最后的一点作用，所以我应该退位，将家里所有的资源让给弟弟。我的存在，不只对爸爸妈妈而言是一个现实的累赘，更是弟弟一个潜在的负担。

就像亲戚们跟妈妈说的那样，像我这样的姐姐，应该是嫁不出去的了。嫁不出去的姐姐，多少都要占着家里的一间房，弟弟以后结婚了不方便。就算嫁出去，像我这样的姐姐，也不能嫁到什么好人家去。连自己都顾不好，就更不要说提携弟弟了。换言之，我这种不定时但是定向爆炸的炸弹，还是及早送走为妙。

妈妈果然不忍心，看着我的样子，眼圈都红了。但爸爸一把将我推倒在地，拉起妈妈就走了。我想要去追爸爸妈妈，可是爸爸妈妈跑得飞快，我是无论如何都追不上的了。

我从未去过那么多地方，也没见过那么多的人，我甚至没有办法开口说出自己的苦楚。我只能抱着我唯一的家当，乖乖地蹲在原地，企盼着父母能够回心转意。然而，并没有。爸爸妈妈并没有回心转意，我却撞见了幼儿园的园长。

园长那时候正和她的女儿一起逛街，手里提着给女儿买的新衣服，她根本没留意到我。我又喊不出来，只能丢开行李，飞快地跑过去抱住园长的腰。园长被我吓坏了，下意识就想甩开我。但她的女儿反应比较快，认得我是幼儿园里那个不会说话的小孩，一把将她妈妈按住了。

因为遇到了园长，我避免了到福利院的命运。园长的反应虽然慢些，但不是傻子。看着我一个人在街上浪荡，就知道应该是什么事。她也是有女儿的人，见不得这样的事情。带着我吃过饭以后，就怒气冲冲地带着我回爸爸妈妈的家了。

之后的事情，我不记得了，毕竟回到了家就意味着安全了。我只记得园长虽然生气，但还是留了一些面子给我爸妈，没有挑破，只是骂他们不小心。我爸妈心里有鬼，园长又是单位里的工会主席，他们不敢得罪，只有唯唯称是，给园长斟茶倒水，对她装也装出一副千恩万谢的模样。

从那以后，爸爸妈妈倒是没有起过丢我的念头，大概是怕再被什么人撞见了吧。园长也是一个热心肠的女人，介绍我到一个收费低廉的医疗计划里，安上了助听器。我那时福至心灵，便顺水推舟地装作助听器恢复了自己听力的样子，靠读唇解决大部分的沟通问题。

但是，这没用。在职工大院里，我依然是特殊的存在。吴卓林因为是成龙的私生女，所以叫做小龙女；我因为是一个聋子，所以被人叫做小聋女。大院的孩子当着我的面指着我来笑话，但是没有人替我出头。

再后来，爸爸妈妈将我送进了特殊学校，因为在那里他们几乎可以不花钱，也可以不管我。在那里，老师想要教我们一门手艺，将来好出去养活自己。比如盲人会学按摩，哑巴会弹钢琴。像我这样的人，老师也想我学按摩，因为觉得我说话不好听。但我实在不想学按摩，将来也不想去做按摩师。

我虽然是一个聋子，但我也有兴趣，也有爱好，也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我喜欢画画，以后想做一个画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老师以后，老师也同意了，不叫我学按摩，叫我去学了画画。我既然喜欢，闲下来又没有别的事做，便天天练，天天画，不用多久就画得比老师还要强。

老师喜欢我，不想我的天赋就这样埋没了，亲自约了我的父母过来说。那几年，爸爸妈妈对我的态度越发淡了。我想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不给他们添麻烦就行。如今老师的主意，就是要我父母的麻烦了。专门给我请一个美术老师，那得花多少钱？就算报一个好一点的画画班，也是要钱的。我弟弟比我小不了多少，当时马上就要小升初了，处处都是花钱的时候。实在把我爸妈说急了，我爸还反咬老师一口，说老师就是想钱想疯了，他要打电话给G4，举报老师的恶行。

老师真的是一个善良的人，没有迁怒于我，而是继续给我想办法。他跟我说，我的父母说得对，画画的确不能当饭吃。但人生在世，爱好千金难求，也不能轻易舍弃。如果能将爱好变作一技之长，那父母就没有反对的理由了。

我依然一点办法都没有，几个老师反而凑在一起给我想了办法。那时候我已经有十几岁了，基本能通过读唇猜出别人的句意，也可以含混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老师们就介绍我去一间中专继续读书，专门学PS、AI，学设计。这当然也是跟画画相关，而且比较好找工作，所以我爸妈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自从读书以后，我就一直住校，只有节假日才会回家。但在家里，我也是一个透明人。爸妈偶尔会和我寒暄几句，然后就搂着弟弟亲密地咬耳朵。更多的时候，他们仨和乐融融地在客厅里看电视，而我只能乖乖地呆在房间里，假装自己很忙。饭桌上很少会出现我喜欢的菜，就算我喜欢，我也不会多吃，因为这非常有可能是弟弟喜欢吃的。小的时候，我曾经以为出现自己喜欢的菜，就是妈妈重新喜欢我的预兆，忍不住高兴地多吃了几口，结果却被妈妈一筷子打在手背上。

都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了，我已经能够和这种尴尬、这种沉默和谐相处了。毕竟，我只是一个聋子，不是一个傻子。有时候我也会想，假如我是一个健全的孩子，是不是坐在弟弟位置上的人，就是我了。不过，这种可能，我也不过是想想罢了。

中专毕业以后，作为一名听障人士，我找工作很不容易。找不到工作，进一步升学，对我来说更不容易。我会读唇，但我只会读粤语，普通话、英语，我都是不能的。光是这一点，我就很难继续上学。然而在家里啃老，日子也不好过。我长了那么大了，不好意思在家里白吃白住，因为爸爸妈妈会不高兴。

还好，没过多久，学校推荐就业，把我推荐到一家民企工作。那家民企倒也还好，五险一金都是买齐全的，工资虽然比同行稍微低一点，但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同事们对我也还算照顾，最起码不曾在我面前开过玩笑。遇到需要开会的情况，基本都在线上。因为会议上不止一个人讲话，我来不及读那么多人的唇。

但是，听力不济，依然是我跟人完整沟通的最大阻碍。遇到说普通话的同事，我只能微笑。就算是讲粤语的同事，我也未必能每一句都猜出来。我自己也知道自己说话含混，有一些新来的同事，听完我说话，只能露出礼貌而不失尴尬的笑容。

但我还是很珍惜这份工作。

有很多不属于我的工作，我都愿意承担。有很多杂务，我也愿意付出十二分的努力去做。毕竟，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愿意请一个听障人士作为员工的，也不是每一个同事都能在听不清的时候露出理解的笑容。我也担心有朝一日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辞退，所以我只能加班加点，加强自己的设计功力。万一有朝一日遇上了万一，我也能继续自食其力。

不过，也仅限于自食其力了。

我今年已经28岁了，没有喜欢过任何一个人，也不曾被任何一个人喜欢过，也没有让别人喜欢的资本。如果运气好的话，我可能会孤独终老；如果运气不好的话，说不定我就只能孤苦伶仃地死在街头。我希望我的运气能好一些，比如在60岁之前，能攒够安安稳稳过日子的钱。

（本故事来自当事人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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