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入起来的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响应国家号召做好自身防护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被迫度过了一个漫长的春假。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为了抗击疫情做出了一定的牺牲。但是奉献了最多汗水和力量，承受着最大的风险和牺牲的毫无意外就是在前线拼搏的医护人员。身处在最前线的他们，用自己的勇气和专业技能铸就了保卫广大市民的屏障，在其庇护下的每一个人都应为他们的奉献表示由衷的感谢。

奔赴武汉的“逆行者”，医疗救助队

这次疫情的传播速度之快，传染方式之狡猾，都是近年来世界罕见的，但赖于国家全面的统筹规划和科学的护理隔离。现在疫情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尤其是在对此类病毒尚无任何特效药的情况下，就更让人感到难能可贵。对于抵抗一种传染病来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疫苗，通过接种疫苗提前防治，甚至对此类病毒进行彻底灭绝——如天花。若是没有有效疫苗，退而求其次，追求特效药也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此次对抗疫情就恰恰是在短期内无法得到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进行的，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方法只能是专业的护理和隔离，通过改善病人的生存状况让其自身免疫力能够更好的同病毒战斗，以此提升治愈率。

感动世人的“临时妈妈”，七名护士照顾因疫情无人照顾的孩子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曾以为不会在面对病毒时还会遭遇这样的窘境，仿佛被对回到了十九世纪，在青霉素尚没有被发明的年代。巴氏消毒法和现代护理学知识是人类面对各式各样现在看起来很容易治愈的疾病时唯一能采用的武器。自十九世纪中业，随着人类对于微观世界的研究，使得细菌和病毒已经不再是那么无迹可寻。科学的消毒、接种疫苗等方法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医疗行业。但在那个时候，护理工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1840年前后，尽管一些医学院已经开设了护理专业，但是在整个医疗的业中，护士被视为最卑贱、最污秽的工作。护士除了要照顾病患、料理死者，还要协助医生做着受限于当时医疗条件而十分残忍、血性的手术，还要不眠不休地看护终夜痛苦*的病人以及收拾污秽、肮脏的东西。因此除了教会中的修女，当时医院的护士大部分是年老体衰、行动迟缓的老人，或者残障不全、酗酒成性的社会边缘人。在当时社会对护士的普遍认知是缺乏教育、举止粗鲁，除非医生严格的监督，否则即使是最简单的医疗工作，也不能放心地交给她们去做。她们并不是认可护理的职业理想，而仅仅是不得不以此糊口。

荷兰著名油画《理发店的放血》

（图中描绘的是十八到十九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医疗领域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回馈到大众，拔牙、裁缝、外科手术和放血通常都是在一家店完成。这样的情况下护理环境可以想象有多么糟糕）

当时光悄然来到了1855年，在对于欧洲列强来说有些遥远的克里米亚，一次造福于后世的变化开始发生了，变化的契机是一场因战争而导致的悲剧——在黑海的海畔，俄国人同英国人、法国人以及土耳其人进行了持续了三年的克里米亚战争。

战争的进程乏善可陈，双方都谈不上是正义的一方。俄国人在同土耳其争夺巴尔干半岛的较量中占得了上风，不愿坐视沙俄帝国扩张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组成联军，兵临克里米亚打算攻下沙俄帝国黑海舰队的驻地——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帝国主义为自身利益发动的这长战争在当时的影响力实在有限，就连主动报名参军者都寥寥无几。但由于当时西欧世界已经普及了报纸和义务教育，依靠各色报纸的报道，战场之外的情形尤其被世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