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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jiang

塔桥茶馆（下）

张文英

（上集链接：松江当年秀野桥以东、明星剧场以西唯一的茶馆）

我对茶馆有很深的感情。我家姐妹五人，租的房子小，打从记事起，我常跟奶奶睡在茶馆的阁楼上。因为茶馆斜对面就是西林塔，小时候好奇心很重，我总想爬到塔上去玩，可是慈祥的奶奶态度十分坚决，绝对不允许爬塔。一次，我已爬至塔的第二层，只听见奶奶声嘶力竭地喊我，“快下来！快下来！”没办法，我只好下来。

奶奶说，东洋人入侵时，西林寺门口有两个日本兵守着，行人走过，日本兵就会招手让路人进去，奶奶在茶馆干活，只看见有人进去，从来没看见有一个人出来。

这听着很吓人，于是我也断了爬塔的念头。后来，跟我妈睡在茶馆南面的小草棚里，有时帮着擦擦桌子、摆摆长凳、扫扫地。上学后，我经常到茶馆里玩，有时帮妈妈领领妹妹，帮妹妹喂饭。念高中时，我与其他同学经常到茶馆里朗读报纸，宣传时事政治，得到茶客们的赞扬：“这两个小姑娘不错，经常来读报。”1968年，我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呆了12个年头。其间，我妈妈在塔桥茶馆当门市部主任。妈妈工作很踏实，下班了还常忙茶馆的事，搞卫生时，泡盆碱水，把茶桌擦得本色都出来，茶具洗净后，每天泡在消毒水里。塔桥茶馆曾多次被评为卫生先进。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松江“塔桥头”（陆洪宝 摄 ）

1979年，知青返城，我顶替妈妈进了塔桥茶馆，成了茶馆的一名正式职工。那时，茶馆里有黑龙江知青，还有从云南和本地插队落户返城的青年，除两名老职工外，其余都是新手。

在茶馆里当“阿庆嫂”，每天的工作是烧水、泡茶、清洗茶具、打扫卫生，活不算太累。但是，茶馆职工最大的特点是起得要早。每天凌晨两点必须起床，最晚三点前要到店里，如果是烧老虎灶点火，凌晨一点多钟就要起床了，因为有的茶客三点多钟就来喝茶，四点钟顾客已经很多了，所以，营业员必须早起。寒冬腊月，凌晨气温最低时是零下五六度，滴水成冰，刺骨的西北风刮得人瑟瑟发抖，多想在温暖的被窝里再躺会儿，碰到刮风下雨，起床更加困难，但是上班工作没办法，再冷也要起来；酷暑三伏，那时没有空调，电扇也是后来才有，热得难以入眠，刚睡一会儿，闹钟就响了，再困也得起床上班，大街上乘凉晚的人还没进屋睡觉，我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那时，我二儿子才1岁，想想真不容易。起早是一大考验，有时走早路更是胆战心惊。早上两三点钟，街上空无一人，突然看见一个人跪在桥上磕头，吓人啊，是过去还是不过去？要上班，必须走过去，于是轻手轻脚靠到最边上，走过这人后拼命地跑；还有一次，一个傻子，脱得一丝不挂，坐在街上，也只能绕过去。服务行业的人，真是非常辛苦。

茶馆一角（张光欣 作）

在茶馆工作，虽然平凡，但也必须有“顾客至上，服务周到”的意识。茶客一到店里，我们马上热情打招呼、擦桌子、腾地让座、泡好一壶香气四溢的热茶端上。老茶客喝茶，不是要喝干了才续水，而是喝掉几口就续水，因为他们一壶茶要喝几个小时，所以为顾客续水几乎是不停的。这样，顾客满意，生意也会兴隆。有一次，一个老农民在半道上跌了一跤，到店里只见他满脸都是血，我赶紧拿出毛巾，打了盆热水，给他洗脸，把血迹擦干净，看看无大碍，没去医院，就给他泡壶热茶，让他慢慢喝。事后，他再三向我道谢。

我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回松后，在塔桥茶馆工作了三个年头，后因工作调动，离开了茶馆。此后，每当我路过那里，总会投去深情的目光，或者与当时的老姐妹问候几句……后来，建设华亭老街，马路拓宽，旧房拆迁，塔桥茶馆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从前身锦林阁茶馆到塔桥茶馆的一个个镜头，在那里生活工作的一个个瞬间、一幕幕影像却常常浮现在我脑海中，难以忘怀。

来源：松江微历史

编辑：周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