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源泉，无不在阐述一个“为人君子”的人格理想，从人生之种种方面和层面来架构一个“理想”的人格范式。君子之道，在于其“务本”而不务虚；在于言论及处在于有关此岸的实在而不在于彼岸的虚无与玄想；在于崇尚“和”，以和谐为道德情操之准绳；在于君子困窘而能守道，固穷是君子品格的一种本真显现；此外，君子以求学、好学来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儒道的内在要求。

君子立身的根基，在于原本的一套“人格范式“，这套人格范式，亦即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务本”之初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故君子本不立而道不生。君子所务之本——“道”为何物？仁、义、礼、智、信。仁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义，既是君子为人的潜在要求，也是人为君子的本质所需，“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礼是君子约束、审视自身日常行为的道德约束力，“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知，是智慧的本真显现，是言行的引征因子，，是君子修为的外显，与仁相生相约，“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信是孔子教授弟子的主要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信是诚信之意，是一个人对待他人的道德诉求，是一个人处身立世的德行标准，“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此五者，终究归结在于“德”。 君子怀德以日三省，作为个人修身，“德不孤，必有邻”；处庙堂之高时，则以德为政，大道行于天下，众星拱捧。

孔子的人生观立足于此在的世界，对于彼岸性的不加追寻索问。素常“不语怪、力、乱、神”。季路向孔子请教生与死的问题，孔子直言“未知生，焉知死”，直截拒绝季路的请问。将生死观念建立在今生此在的世界，不对来生或彼岸问题加以追索，成为儒家思想之一脉传统。当听闻司马牛为自己没有兄弟而忧虑烦恼时，子夏坦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秉承孔子的思想，不谈论死及人死后关于彼岸性的问题。立足此在，人之生，则顺四时而动，以求得人事与自然相谐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倡导君子秉性应该以温和为上，温文尔雅的风貌气度向来为饱受入学熏陶的文人士大夫所推崇备至，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即使是纵横沙场的周瑜，在苏轼笔下俨然亦是一儒者之风范。

“尚和”的另一重要体现，在于“不争”。君子之风度，气质偏偏，在于以理服天下人，在于以道行人事。君子修德以正身，“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朱注》：“庄以持己曰矜，合群而不偏袒；和以处众曰群，然无阿比之意，故不党”。然纯粹意义上的不争，始终不能达至“和”的境界，也与儒家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向积极进取的人格情操相悖，故儒者同样有所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正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

儒家传统思想以君子对国家民族有所为为准绳，以“闻达于诸侯”为人生之政治理想之展现。然而事实上人生之无常又不为个人所操控，因此“未达” 甚者穷途落魄之状况也在所难免。孔子周游列国，来到陈，粮食断绝，狼狈之极。面对子路“君子亦有穷乎”的诘难，孔子坦然“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在面对穷困的时候，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与小人不一般，在于小人穷困则丧失其操守，君子则能在穷困当中不改其道，坚持自己的操守。

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正确对待富贵与贫贱，做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君子应该注重对“道”的思索与追求，求其道而上下追索，不应该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过分的花销其精神，不是以道得来的富贵，不可以拥有它，不能以道德消融的贫贱，则无法消融，正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君子固穷而守道，因此孔子欣赏赞许颜回之意则溢于言表，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人生来非圣人，故求诸于天的学习，儒家一脉，崇尚好学孔子编经修史，韦编三绝；朱子博览群书，著作等身。好学，自孔子伊始，俨然成为人日常生活必修的一门功课，“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学之意义，可谓深远，是仁义礼智信的深化，是道的内在秉求，“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学之道，看似高深，然其并非神秘诡测；学之道，在生活处处可见，处处可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可以这样说，君子的理想品格崇尚儒道，固守善道，以德为统约，以仁义礼智信为子系，以和作为自身调节和调节社会冲突的因子，在日常生活中聪敏好学，孜孜追求，不断的趋向完善，完成君子自身品格的塑造，实现儒家终极理想的完美圣人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