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禅，《鱼鹰图》，136x69cm，1979年
我跟在他们后面闲散地晃悠，因为我那会儿已经放暑假了。他们却在热烈地交谈、探求。那时候，他们要苦苦挣扎找到自己的艺术道路，就要明白自己在如今社会的实际处境。
在当时美术学院领导江丰先生的眼里，国画简直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利用的了，大概除了线描还有些用处，其他一无是处。爸爸和可染伯伯要为自己从事的艺术形式争得立足之地，谈何容易。
江丰先生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到了清初的四王，中国画已经走入死胡同，技法成熟到快要腐烂的程度了，毫无发展余地了，应该放弃，学习西画，那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这之前，我爸的老朋友艾青，对中国画的改造说了一番话，那时候他还是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之一，所以人们认为这是他在代表共产党发表指示性的谈话，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指明方向的意思，于是许多画家就按照指示去做。谁都没有想到，就在三年之后，这位共和国的第一诗人变成了共和国的敌人——右派分子，先被送到北大荒，然后送去了新疆。
估计我爸和可染伯伯他们俩，就是每天这么走路，慢慢琢磨好了。于是，可染伯伯、我爸还有一位回国不久的罗铭先生结伴到江南写生，用中国画的工具直接描绘大自然，这就是他们身体力行的“师造化”：从大好山河里寻找中国画新的意境、新的技法，也是寻找他们的艺术新路和新的艺术语言。
嘉德艺术中心“大雅宝”展览现场
回来后他们三人在北海画舫斋举办了画展，据说当时轰动了中国美术界。但对我来说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仿膳的豌豆黄，还有豌豆黄上面那几片宝石红的山楂糕，那实在是好吃，到口自然化开。
好像就那时候，李可染伯伯征询我爸的意见，看他的外甥该走哪条路。你知道我爸是个民间艺术迷，就认为郑于鹤应当去做泥人张的徒弟，那才是正路子。当时很多人听说了这件事，都大惑不解，甚至隐约听说二姑都觉得我爸怎么不给他儿子找个更好的前程呢。在李可染伯伯和我爸爸的劝导之下，郑于鹤断然走上了这条当时看来非常奇怪的道路。以后的故事证明郑于鹤没有走错，他学透了泥人张的绝活儿，和他舅舅一样没有拘泥于师傅的窠臼。艺术的翅膀一旦硬了，就必须自己展翅自由翱翔。
小宝他们家可以算是中院的北房，也可以算是后院的南房。
嘉德艺术中心“大雅宝”展览现场
他们的后窗户开在中院，门开在后院。小宝是老大，大名是李小可。如果说沙贝像是孙猴子，那小宝就是憨憨厚厚的沙和尚了。他浓眉大眼，虎头虎脑，五短身材结实有劲儿，难怪后来他一度成为“解放军叔叔”了。他妹妹叫李珠，黄叔叔搬来以后叫她胖妹妹。那时候叫你一个“胖”字，透着亲切，透着喜爱。现在谁敢用“胖”来称呼一个女孩子，她准跟你急！最小的是小弟，大名是李庚，人虽小，一肚子鬼聪明。
他爸李可染先生就在这个房间画画，写字。同一张桌子也经常用来吃饭，在这张桌子底下，还有一个地窨子。据说，当年这里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据点，这个地下室就是他们的办公地点，现在成了可染伯伯的美术用品储藏室。我们都去过那个地窨子，那里边散放着收集来的字帖、画卷，也有自己的笔墨等等。后来，东德的总理来探访过可染伯伯，送给他许多精装的画册。好像这以后，地窨子才放了书架。
大雅宝的孩子们都喜欢疯玩儿，但同时又着迷于“神秘”。像小宝家的地窨子，黄叔叔家的美国短波收音机，像我们家在修房的时候，地下也起出来过电瓶、电线、战刀等军需物品。所以，孩子们之间一会儿传说，这里原来是日军的一个秘密据点；一会儿又传说，这里是我党的一个地下活动中心。连这么个院子，大家都可以发现这么多神秘的东西，也许就是这些孩子的想象力太强了。后来，我进了育才小学，在先农坛，那神秘故事就更多了。可能多数孩子在心理层面上是“喜神秘、好幻想”的，大雅宝孩子的想象力，超群翱翔奔逸，生活里外都是童话。长大了以后，见天如每面对现实倍受磨炼，就失去了这些能力。
我上初中的时候，必须每天早起赶公共汽车去西城西什库后库，可染伯伯画室的灯似乎一夜就没关过。他和黄叔叔每天都喜欢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耕耘，黄叔叔年轻，早上一定会入眠，但是可染伯伯却又早早地起来了。听李伯伯说，齐白石老先生一再对他说：画画的时候一定要握紧笔。也许，在深夜和清晨人们全神贯注，才可以握得更紧。他笔耕多年，一直咀嚼这句话，从来就没松过手。
嘉德艺术中心“大雅宝”展览现场
那时候，我们全院的关系，如此地融洽，还没有什么市面价值的观念，自己画的画稿，朋友来了如果喜欢就当时卷走。我们家里就堆着许多爸爸交换来的天南地北画家的画稿，以至一度堆到走廊里去了。
我看见黄胄画的那张巨大的《风雪柴达木》，那会儿就挂在沙贝家的西墙上。那时候，黄冑刚刚出道，董希文先生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黄胄先生就送给沙贝、沙雷哥儿俩一人一张“黄胄驴”，当然，画面上还有维吾尔姑娘、打猎的狗等等。这两张画，也先后挂在他们家墙上。董先生或许看了这些水墨画以后，也想自己玩儿一把，就用整张的高丽纸给沙雷画了一张像，一度也挂在他们家的西墙上。沙贝神秘地告诉我，这张高丽纸可不是一般二般，这是乾隆年间宫里账房用的。沙贝他们家西墙，简直就是一个美术之窗，如果那时候每过几天拍他一张，放到现在出一本画册，简直就是当代中国美术的历史见证了。可惜，我们都没那个远见。
有一次，妈妈叫我去可染伯伯家讨一幅字。当时北京男五中的校长张夫先生举行婚礼，我妈妈觉得如果毫无表示，那是不礼貌的，送张好字就是书生人情。妈妈从《论语》中集句，我那时太小，只记得上半截：“夫何人哉？堂堂之张也！”妈妈自己写了这些集句，要我拿去请可染伯伯给写一张正式的。妈妈说：他的字才站得住。
可染伯伯看了妈妈的字条，说：*妈的句子选得很有意思，她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何必要我写呢？
我就按照妈妈的嘱咐说：妈妈说了，这个院子里您的字最有分量。
可染伯伯笑笑，就摊开淡黄色的毛边纸，用不透风的浓墨写下来拳头大的字。怪不得妈妈说，他老人家写的字有分量呢，后来沙贝告诉我，可染伯伯最喜欢颜鲁公的《大唐中兴颂》，他的字是得到了真传。
可染伯伯写完了，用另一张纸轻轻拍了拍，就卷起来让我拿走了。我拿回来，妈妈看了半天说：送出去当礼物，可惜了。
我不是和你说过嘛，我妈妈是一大怪，她连婚礼都没去，称病要我代表她去。我当然兴致勃勃就去了，手里拿着可染伯伯的字，到人家婚礼上爆搓了一顿。
后院儿的西屋，也是李家的房子。可染伯伯的母亲来了以后就住在那儿，我们都叫她李奶奶。后院的东屋原来住着一位留美回来的女士，官称范先生。她是南方人，很重的上海口音，非常爱干净，衣着相当讲究，经常是深色西服套装，黑丝袜，每天还化浓妆，画口红，那年头儿属于稀有动物。她可以算这个院子里衣着最讲究的人。听说过去司徒雷登在北平当大使的时候，还请她吃过饭呢。有人说不对，是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和杜鲁门总统的太太一起吃过饭。到底她是和哪个美帝国主义分子一起吃过饭，谁都搞不清。可是，她好像没有家，她家里就是自己一个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人说，她名叫范志超，可是没人去研究，人们还是叫她范先生，省事。
有一回，我们院儿里的这帮土匪——我说的土匪就是这群孩子。好像那个年头儿，土匪是个爱称，大人经常满脸笑容地叫我们土匪，于是我们也经常自称土匪——一块儿到中央美术学院去玩。我看到图书馆的牌子就想进去借书看，当然是想借小人书。我们四五个孩子，大概还有沙贝、沙雷、小宝，一起挤在图书馆的柜台前，和那里的馆员说想借小人书。这时候范先生出来了，哦，我们自己琢磨，看来她是这儿的馆长。好像还有一个德国人叫马安娜的，也在图书馆里。她的女儿是个混血姑娘，在美术学院的冰场上简直是一朵燃烧的玫瑰。一次，在冰场上她和我自然擦肩而过，我一下子摔了个大马趴。其实我是怕撞到她，紧张地给她让路，可是她轻巧躲过，我却在冰面上来了个突发性匍匍前进。那时候我真没出息，见到美女腿肚子就打软儿。
我们以为她妈妈应该就是图书馆长，觉得外国人肯定本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