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宫新语”以宫廷原状空间为切入点，力图以小见大。从今之所存，还原历史上的艺术与文化、礼制与文明。研究对象不止于物之本身，更关注物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联系，及人与人通过物这一纽带而形成的空间轨迹。以家具为例。家具不仅是家具本身，更是文化载体，其受制于当时的科学技术、贸易往来、礼制规范，甚至与“人”的发育水平息息相关。家具的陈设，也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生活方式、礼仪风俗，甚至可以体现使用者的个人特质。

本文原载于《家具与室内装饰》2023年第4期，页18-22，原题为《慈禧皇太后膳食空间的构建研究——以故宫体和殿为例》，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载，以飨读者。

慈禧皇太后作为实际掌握国家政权近46年的统治者，世人对其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她既被视为“阴险冷酷的女性”，也被看作“迷顽执拗的老太婆”，还有人赞之为“进步开明的英主”[1]。即使是今天，学者对这位女性统治者的讨论依旧难达成共识。但从现存档案及文物的角度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慈禧皇太后的生活是极尽奢华与享乐的；不论是故宫还是颐和园内均辟有专供其膳食的寿膳房，足见其对饮食与养生的看重。

体和殿（图1）作为慈禧皇太后于其五旬至六旬居于储秀宫期间的“餐厅”，从建筑装饰纹样至室内空间布局，无不体现这份重视，更承载了这位女性统治者对颐养需求与等级制度物化的统一。因此，对以体和殿这一膳食空间的解构与解读，有助于我们洞察这位掌权近半个世纪的女性无载于史书的内心世界。

体和殿外立面

1. 建筑框架与装修纹样

慈禧皇太后一生先后居于故宫储秀宫、长春宫、燕喜堂、乐寿堂等处，但储秀宫是其生育同治皇帝的场所，具有重要意义。据服侍慈禧皇后的贴身侍女何荣儿回忆，慈禧皇太后住在储秀宫，吃则在体和殿[2]。体和殿原为翊坤宫后殿，其建筑可见于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及乾隆《京城全图》。改建之前，此殿为后妃寝宫，雍正皇帝敦肃皇贵妃年氏、乾隆皇帝继后那拉氏、道光皇帝妃祥妃钮祜禄氏等妃嫔先后居于此处。目前已知嘉庆六年翊坤宫后殿曾有过小规模改造[3]，但直至光绪九年方成为今天所见的建筑形式（图2）。

图2 光绪九年重修后的储秀宫区域示意图

1.1修建始末与内部空间划分

光绪九年（1883年），慈安皇太后已薨逝，光绪皇帝亦因年幼尚未亲政，一切权利实际掌握在慈禧皇太后手中。据档案记载，为迎次年其五旬万寿节，慈禧皇太后下旨将翊坤与储秀二宫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此次工程自光绪九年二月初踏勘至光绪十年八月进驻家具，历时近二十个月。在此次工程中，储秀宫宫门被拆除，原为两个独立院落的翊坤宫与储秀宫合为一个四进的院落；翊坤宫后殿由后罩房的形式改为穿堂殿，并于前后出廊，是为体和殿。

体和殿之名首见于光绪九年三月十三日的《活计档》中，并与其配殿益寿斋之额名同时确定。三月二十三日，造办处奉旨开单成做体和殿前后檐用匾及楹柱“抱月字对”[4]。五月，体和殿“头停揭完，铺设锡背”，原有的歇山式顶在此时被改为今所见的屋脊形式。六月九日，中正殿已着手恭制合龙宝匣内所供奉的经卷[5]，并于六月底由造办处恭制体和殿用“黄铜錾龙凤呈祥双喜字江山万代花样”的合龙宝匣。七月初一日起，体和殿开始内檐花罩及炕床的装修，并于十月中旬进行地面烫蜡，可见此时体和殿已基本竣工。落成后的体和殿面阔五楹，为硬山式顶，建筑内檐部分由花罩装修分隔为五个空间。

西稍间与西次间以包厢紫榆木杴框安装料的花梨木雕牡丹花天然式飞罩作为分隔。飞罩下沿做五峰波浪式，整体以圆雕的手法刻画了牡丹花丛茂盛而彼此茎叶勾连的景象。根据现场考察发现，飞罩东侧现存钩2排，上排9钩，下排4钩，为悬挂《宫女谈往录》中何荣儿提到的“虚扇隔”（图3）之用[6]。西稍间沿顺山墙安设有长一丈六尺一寸五分的“花梨木边腿紫榆木挂簷板杉木床”一张。床的形式为五堂式，并带有钉安西洋锁钥的楠木抽屉。此间地面下设有炕道，整体构成了一个具有隐蔽、温暖、紧凑等特点的小空间。

图320世纪20-30年代体和殿西次间“虚隔扇”照片

东西次间与明间均以同样包厢紫榆木杴框安装料的“花梨木雕玉兰花天然罩”作为分隔，其工艺与前所述雕牡丹花天然式飞罩相同。体和殿明间为穿堂形式，至今仍保留了光绪九年的装修：前后檐安有楠木雕刻、玻璃镶嵌的隔扇风门及簾架窝风槅，既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风寒，又可确保门的捭阖方式方便而灵活。由于东西梢间均相对封闭，因此东西次间与明间共同形成了一个类似三开间的格局。从室内布局来看，东次间后檐部分安装有“花梨木边腿紫榆木挂簷板杉木床”，西次间则分布桌椅等陈设而并未设炕床，可见从先期设计规划时两个空间便已具各自的安排。

东稍间地面下同样设有地暖，其与东次间以十扇“花梨木碧纱厨一槽计”为分野，是一个相对温暖、隐蔽的空间。碧纱橱正反两面均有如意馆画师及词臣绘写的格心，西侧格心罩封洋玻璃，并于四角以“蝙蝠岔角”固定格心，东侧则钉安双鱼扣进行固定。室内后檐设有与东次间相同形制的炕床，而将炕床置于建筑北侧的原因主要取决于慈禧太后在体和殿逗留的时间。尽管体和殿前后檐均有出廊，但根据前后檐家具褪色病害的程度来看，每日午后建筑南侧难免处于曝晒的恶劣状态。因此对于每天仅在此用午膳及晚膳的慈禧太后来说，建筑后檐显然是一个更为适宜的空间。

1.2装饰纹样及其寓意

从装饰纹样来看，体和殿室内装修的整体框架由三座天然式花罩及一槽碧纱橱组成，并以牡丹与玉兰纹样互为映衬，共同构成“玉堂富贵”的象征。[7]同时，花罩上方的横披窗与碧纱橱的隔扇心大量使用暗示慈禧身份的兰花作为装饰，并采用蝙蝠岔角这一具有装饰性的构件以四只蝙蝠拱护着其中的兰花格心（图4），以谐音和寓意的方式构建了一种并不常见的立体装饰手法[8]——暗示其人为福所佑的。固定格心另一侧的双鱼“铜吊牌”（图5），则暗示了这一区域为其福之缘起处。在中国历史上，鱼纹的象征意义历来较为丰富，如借用其谐音隐喻“连年有余” “吉庆有余”，又如在佛教八吉祥中双鱼象征佛眼[9]，但从体和殿内使用双鱼扣的动机及双鱼比目相接的形态来看，其更有可能寓意着一种两性关系。闻一多在其《说鱼》一文中，对《诗经》及古代民歌中的鱼意象进行了条分缕析，认为鱼是配偶的象征词汇，是“匹偶”和“情侣”的隐语。罗伯特·比尔（Robert Bill）亦曾提到“在佛教中，金鱼代表着幸福和自主”，在中国“双鱼代表着夫妻结合和忠贞不渝”[10]。因此双鱼扣在这一区域的出现是被作为慈禧向外界传达自己对咸丰皇帝雨露之恩念念不忘的物质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