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4c 陈文帝像题记

如上所见，陈宣帝像题记作“深崇佛法，曾诏朝臣讲经”（图4b），陈文帝像题记作“深崇道教”（图4c），而周武帝像题记之“毁灭佛法”，正与二者相对。陈葆真以唐太宗批评梁武帝父子佞佛亡国论证唐太宗不“崇佛”，并进一步说明唐太宗于“崇佛”、“灭佛”都不十分在意，因此陈宣帝、陈文帝像题记不加褒贬，周武帝像题记也应如此，“无道”二字系后人所加。不过值得注意是，《历代帝王图》题记大抵不叙帝王治绩，而仅见的言及治绩的三例都与佛道信仰相关，这显示出画家对于佛道决非无所谓的态度。而从包括阎立本在内的六朝隋唐画家多参与寺观宗教壁画绘制[44]，且题记使用多用于肯定式评价的“深崇佛法”、“深崇道教”来看，毋宁认为画家应是推崇佛、道的，然则“毁灭佛法”的周武帝被批评“无道”无疑极有可能。要之，尽管上述题记未必尽皆符合史事，但包括“无道”二字在内的题记却不宜轻易否认[45]。若此说不误，则“无道”的周武帝是否会被画家绘成具有正统的形象，不得不说是有疑问的。

其三，刘备、孙权著冕服。对于绘有汉昭帝、光武帝、魏文帝、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等六帝的《历代帝王图》前半段，研究者一般认为其系后人摹制，甚至认为或即据后半段周武帝像或隋文帝像“重复制造”[46]。之所以如此，陈葆真判断这是因为画家的兴趣并非显现这些人物的个性，而在于表现“正统观”，即通过六个依顺序排列的皇帝，来反映从汉到西晋之间各代政权转移的连续性和正统性。亦即在陈先生看来，画像摹制的前半段乃是和后半段的原作享有同一套“符号”体系。而按照这个体系，着冕服的刘备、孙权应和同时代的曹丕一样，被画家归入正统帝王之列。不过征诸史实可知，迄至北宋为止，对于鼎足而立的三国，主流意见一直都以曹魏为正统，唐代官方亦然[47]，曹丕像题记作“魏文帝”（图5a）而刘备、孙权像题记称“蜀主”、“吴主”（图5b、图5c），显然也表明画家并不以后二者为正统。着冕服的刘备、孙权既不得正统，冕服与正统的联系也就不攻自破。

图5a 曹丕像题记

图5b 刘备像题记

图5c 孙权像题记

其四，汉昭帝着“便服”。同在画卷前半段、被认为“反映从汉到西晋之间各代政权转移的连续性和正统性”的汉昭帝，其正统性固不待赘言，然其所著却是“便服”，由此构成了一条不利于“冕服=正统”说的反证。对此，陈葆真认为题记有误，实际应为王莽，试图以此解决图像中人着“便服”的矛盾。不过，若以此图像为王莽，却也有滞碍难通之处。如所周知，无论《历代帝王图》的作者是阎立本还是郎余令[48]，其绘制公认为是“按据史传，想像风采”[49]，按照石守谦的描述，即画家依赖由史书上所得之资料，去制作此人物之“历史真实感”，由此实现画像“鉴诫”与历史真实间的平衡[50]。而史传中的王莽，如《独断》等所见，“王莽无发，乃施巾，故语曰：'王莽秃，帻施屋'”[51]，亦即王莽秃头，故需巾帽遮挡。而从此记载频见于《后汉书》刘昭注及《北堂书钞》等文献、且不时为后人称引不难推知[52]，隋唐人对王莽秃头的形象当不陌生，然则“按据史传，想像风采”作画的画家笔下的王莽必然也是秃头或以巾帽遮挡头发的形象。然而今《历代帝王图》中的“汉昭帝”却可显见头发，因此其人非王莽无疑，题记所设定的“汉昭帝”不宜轻易否定。事实上，昭帝所著也非“便服”，如前所述，其头上所著乃是后人想像的“通天冠”，而通天冠正是西汉皇帝最重要的一类首服[53]，画家以通天冠加于昭帝，正是其“按据史传”的体现。概言之，在汉昭帝的画像中，非冕服的冠服并未影响昭帝的正统地位，这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冕服与正统的关联。

要之，陈葆真在建构“冕服=正统”、“便服=非正统”说时实际设定了若干前提，如部分题记不可信，着便服者包括亡国之君等。如前所见，上述“前提”却未必可以成立。而缺少这些“前提”的“保驾护航”，判断皇帝着冕与否反映了唐初君臣的正统观，毋宁说是有疑问的。事实上，如流传至今的唐代皇帝像所见，唐人绘本朝皇帝像多著幞头，而非冕冠（图6a、6b、6c、6d、6e、6f、6g）[54]；而文献所见唐人皇帝像，固然着冕冠者确有其例[55]，但亦不乏着通天冠甚至更为闲散的纱衣幅巾者[56]。据此可见，时人在绘制皇帝像时应无意识借冕服宣示正统，这无疑也表明《历代帝王图》中皇帝异服应与正统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