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19日，被怀疑是“大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广东籍杨登瀛在临死前，再三对子女们说到：“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是知道我的……”

为什么临死之际，他仍一口否定自己的“国民党特务”身份？他又为何说不清自己到底算什么人？*真的知道他吗？

杨登瀛的故事，还要从他回到上海的那年说起……

一：广交挚友，声名鹊起

杨登瀛的原名是鲍君甫，广东中山人，1893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常读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文章，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触动。

1919年回国后由于精通日语，先是在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里做事，并参与了随后开展的五四运动，由于他好交友，不但因职务之便结识了各路日本商人，还在五四运动中认识了不少有先进思想的学生们，在1924年时，他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

1925年之前，他空闲之余就会去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买书，一来二去，就结识了在书店工作的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两人发现对方都是广东人，倍感亲切，于是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由于后来杨剑虹投奔了在国民党任职的陈立夫，杨登瀛就通过这层关系又认识了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方面的人物。

杨登瀛在为人处事方面十分尽心，由于公事需要，陈立夫、张道藩常会来上海出差，每次杨登瀛都会为他们接风洗尘，还请他们吃饭、为他们安排住宿，久而久之，陈立夫、张道藩也将杨登瀛视为自己的好友。再加上杨登瀛和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处的关系也很不错，年轻的他在当时也算是“混得开”的人物了，也渐渐在上海滩上有了名气。

后来，杨登瀛与张道藩之间的关系因为一件事更近了一步。长期以来，张道藩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一个外号“李痞子”的人政见不合，两人事事针锋相对。张道藩在一次闲聊中将这件事跟杨登瀛说了，杨登瀛当即就回应他说会帮他处理掉这个人。后来，事实证明他也办到了，那个叫“李痞子”的人就在某天被人击毙于家门口，没人看见是谁动的手。

杨登瀛就这样，帮张除去了一个心头大患，张也对他十分感激。而在不久之后，张道藩也成为了继陈立夫之后的党务调查科主任，从此，杨登瀛就算是打入了国民党组织内部，也在国民党内有了更多人脉。

且这时，杨登瀛的住址恰好在上海私立大学江湾附近，这个学校里有不少中共党员，他也因此结识了我党打入上海交通局的特工陈养山。

知道杨登瀛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后，陈养山经常去他家学习日语，每次去到他家，还会带一些宣传进步思想的刊物《中国青年》、《语丝》等，并和他就书刊内容进行探讨。他们的关系也在这样的交流中不断拉近。

陈养山看杨登瀛在进步思想上有一定的觉悟，也没有偏向于国民党一方，目前还在寻找政治方向，于是就将他介绍给中共上海某区党支部*敖景象，敖和陈带着他参加了几次我党的会议，并因此认识了李季、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一众共产党员。

在和党员们相处一段时间后，杨登瀛觉得和党员们十分谈得来，大家也很信任他，没有因为他已经加入了国民党就防着他。在他看来，他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后来他回忆时，也称自己是1926年入的党。他还曾在家里和儿女们说过：“我其实老早就入党了，1926年，陈养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时间来到1927年，蒋介石按捺不住，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本就怀有和平、进步思想的杨登瀛很不赞同蒋介石的做法，就不爽地评判了几句，因为这几句话，他被抓进了大牢。

但是没多久，因为他在国民党有不少朋友，国民党的蔡元培看他是个可用之材，就将他保释出来了。

紧接着开始了“四一二”政变，国民党想要肃清党内的共产党员；但这之后，国民党内斗不断，蒋介石被迫紧急转移到乡下避避风头。很快，蒋介石重新集合支持他的势力，于1928年就复出，这一复出，他不但当上了国民党主席，还担任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势力更大，这也使得他欲独裁统治国民党的野心越来越强。为了排除异己，他指令亲信陈立夫筹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就是“中统”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