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接到命令后，他首先任命早已投奔自己的杨剑虹为采访股总干事，但杨剑虹没什么特务经验，国民党内也没有能胜任这个工作的人，他就只有硬着头皮上了。由于杨登瀛和他的关系不错，因此杨登瀛也经常被他叫去帮忙，杨登瀛也因此能够接触到一些国民党方的情报。

在得知国民党计划进一步在上海侦查我党人员及活动，并且将彻底肃清反蒋党派时，本就对蒋介石的作为有所不满的杨登瀛，很快将这一情况对陈养山和盘托出了，也讲了自己帮国民党处理部分特务工作的事。

陈养山觉得杨登瀛态度真诚，也有心帮助我党传递情报，就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的陈赓，希望能将杨吸收进我党，成为我党的情报人员。陈赓一听，对杨登瀛来了兴趣，就向陈养山详细了解了他的事，然后写了份报告交到了*那里。此时的杨登瀛，在国民党“混”得相当不错，也成了国民党特工部的重要人员，他的身份对于我党收集国民党情报信息十分有利。于是，*考虑后做出了决定：让科长陈赓和杨登瀛保持紧密联系，并由他向我党传输所得情报。

二：插入敌军内部的一把利刃

为了顺利开展情报工作，陈赓化名王庸，并将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作为临时据点，和杨登瀛就特工工作进行了交谈。

杨登瀛便将自己和杨剑虹的怎么认识的、又是怎么帮他在特工科处理情报事务的过程都讲了一遍，陈赓听后对他表达了信任，也向他传递了*的指示和我党对他的期望，并提出：你最好与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搞好关系，或许能获得更多情报。

考虑到打通各方关系需要一些资金，陈赓也给了杨登瀛一个金条，并提出将在以后的每个月给他300块大洋，便于他花费，如果有别的开销，再跟他拿。

由于平常也要帮杨剑虹处理事务，杨登瀛就问陈赓：“杨剑虹问到中共的相关情报时，我该怎么应对？”陈赓在来前就想好了对策，表示会不断向杨提供我党内部的传单、文件等刊物，这些文件都不含机密信息，他可以放心交给国民党。

自此，杨登瀛就正式成为了我党一名“双面间谍”。

在5月底时，为了让情报传递得更加安全和及时，陈赓再次与杨登瀛见面，并委派我党地下党员连德生，借任杨登瀛保镖一职伴其左右。协助杨向中共方面传递情报。

1928年，杨剑虹被卷入国民党的一桩贪污案中，彼时，旧上海的青帮也开始了内部争斗，杨剑虹在其中难以脱身，最终自*而亡。

杨剑虹一死，国民党调查科一下没了主心骨，考虑到杨登瀛一直在他手下办事，也极为得力，蒋介石便任命杨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有了这一职务傍身，杨在调查科获取情报更方便了。

为了让杨登瀛在国民党方得到更高的重视，我军还为他准备了用于交给国民党的特别情报，其中包括中共在勘察后认为已经叛变人员的位置信息、特意留下的我党根据地机关线索等。

同时，考虑到杨登瀛常需要陪国民党要员张道藩等人出入上海市公安局、警备司令部、巡捕房等，陈赓在请示*后，在中共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破例为他购置了一辆高级轿车，便于他与上海有头有脸的人物拉近关系。

1929年，新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十分看好杨登瀛，许多重大的案件都交给杨独自处理。为了拉近自己和杨登瀛之间的关系，徐恩曾每次到上海都要到他家里叙叙旧，且徐恩曾也从不检查他的工作，以示信任。

这期间，为了更好地推进联络工作，中共也在上海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楼里给杨登瀛设了个联络基地，外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除了之前派过来的连德生外，还派了一直从事情报工作的安娥来协助他，对外称是他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