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姐四十岁时拍的写真照。讲述者供图
心里的自我还停留在四十岁，年轻时候咬牙的狠劲也在。疫情的时候，她是武汉第一波感染的，双肺都白了，医院没有床位，她把自己关在家里，洗热水澡，喝药，硬生生挺过来了。
疫情那三年也是舞厅最难的时候，常常要关门，她也没想过不做。待在家里静下来，人都老得快一些。再说了，没了这个舞厅老朋友们能去哪儿呢？
歌舞厅一家家在消失，江汉路被酒吧和迪厅占领。四姐去瞄过，知己知彼嘛，“我来找我姑娘（女儿）”，她编了个借口进去，满场洋酒、香烟，疯狂无节制的年轻人，让她觉得不舒服，回了自己的老舞厅。
老舞客们还是常常去，有人不跳舞，纯粹给四姐抬庄（支持）的。有人一身的病，住着廉租房，也每天来开心，抽烟喝酒都不耽误，他说，到了这个年纪连感情都更脆弱，容易分开，“已经活够了，不在乎了”。
四姐知道熟客的喜好，会特地放点欢快的曲子。舞曲只能放一半了，老年人最脆弱的就是腿脚，不敢让他们跳太久。快的曲子控制在三分半，慢曲子五分钟，一般四分半之内。遇到嗨的大家都蛮喜欢，也有例外，可以持续到八分钟。
为什么留在四姐这里，好像也说不出太多理由。他们说是一种缘分，可能也是因为玩得开心，提要求四姐都会满足，服务员还主动添水，没有比这儿更贴心、更被尊重的地方了。
●舞厅角落里，各式的保温杯。魏晓涵 摄
当下离他们太遥远，或许生活在一个同温层里就好。四姐很少离开汉口这一片熟悉的区域，除了舞厅，也没有试过别的活动，“太忙了没空”。广场舞，没跳过，没有灯光没有舞台，还是差点意思，她也担心粗糙的水泥地把鞋磨坏了。
四姐也试图追赶时代，放短视频上火过的歌，演奏用的乐器过几年就要更新一次，除了跟了几十年、好几个舞厅的音响，舞厅里好多都是近几年更新过的，她说，其实年轻人也能来玩，不过来的还是寥寥。
她不太理解这个时代沮丧的年轻人，在短视频上刷到，她激情满满地建议，遇到困境就去找机会，闷在家里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她的生存逻辑。但情感上，她也理解独生子女一代的难，每个月给女儿经济支持，希望她过得轻松一些。和她不一样，女儿不跳舞，也没什么别的娱乐活动，在家忙着带孩子。
四姐信奉“不给社会添麻烦”，已经在考察养老问题。她去养老院实地看了，躺在病床上的老人病的嚷的叫的，被护工欺负，她看着蛮心酸，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我想搞开心一点”。
群里的好些老朋友也不想去敬老院，鼓动她牵头，把大家组织到一起抱团养老。就在舞厅的KTV，他们聊出一些美好的图景——以后不做事了，就几十个人住一起，打牌、钓鱼、种菜、洗衣服都分工，生病就轮流互相照顾。都熟悉，儿女也放心。
她动了念头，每年带着乐队和朋友去风景好的地方旅行，庐山啊，神农架啊，顺便考察养老地。
说是考察，走着走着，还是变成了唱歌跳舞。乐队、舞友十几个一辆车，拿着麦在车上就开始了。到了当地，车停下来的地方，水泥地就是舞台，音响、乐器都拿出来，乐队，弹啊，唱啊，吹啊，转着圈交谊舞就跳起来了。
●舞厅不时会有活动，四姐（中）参加了旗袍表演。讲述者供图
年前一次聚餐，四姐偶然听说过去在舞厅演出过的歌手丽娜，眼睛不好了，她心里蛮不舒服的。“她曾经算我的员工”。在那个歌舞厅的黄金年代，专业的、业余的歌手，乐手，走马灯似的在舞厅登台。后来为了生活，各奔东西。有人进了房地产公司，唯一能施展的舞台是公司年会，有人进了部队文工团，求一个安稳的、受尊重的位置。
乐手王盛杰也曾经南下深圳，在一所小学的兴趣班当音乐老师，那时他已经五十了，还是决定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临走前在家里和乐队的朋友们吃了顿饭，朋友们叮嘱，“保养好身体，注意安全，有机会的话把我们都带过去。”
在深圳待了六年，然后是疫情，学校开不了课，他又回到了武汉，也临近退休的年纪了。偶尔和乐队的老朋友回到舞厅演出。疫情之后，舞厅经常要关，四姐就把乐队停了。她也担忧，“他们医保社保都没有，因为以前演出费高，没在乎过这个，我不想他们回家就没饭吃了。”
四姐总想着以后生意好了，再把乐队叫回来。这次正好趁着过年，久违地组织一场演出，叫上老歌手、老乐队，也借机让丽娜出来散散心，开心一下。
车子把人接来，时隔三十年，四姐再见到了这位老朋友。丽娜画了完整的妆，一头卷卷的短发，穿着皮质短裙，因为罕见的眼底病，几乎看不见了。四姐拿来两个热水烫过的牛奶递过去，她张开双手摸索着，四姐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乐队也回来了。王盛杰再见这些老朋友，有人头发白了，没有年轻时那么精神，除此之外好像都没有变。他想，这就是音乐带来的好处吧。还像过去那样，他视奏，把简谱写在纸上，交给乐队其它人。排练时间很短，他却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默契。
演出那天，专业的、业余的老朋友们都穿上了盛装，镶满红色黑色水钻的大裙摆礼服，亮色的纱裙，吹萨克斯风的乐手一头长发，西装笔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