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这一生居然收到过彭建的两次信笺，原来他一直活着。

第一次在中年，具体哪一年，外婆也不记得了。当时她激动得手都颤抖着，那信笺的封皮也早已污迹斑斑，因为信件辗转太多手，最终都无法追寻源头。信里只有寥寥几字：

“澜沧江畔，望北嗟叹，念君念故乡，终不得返，愿安好。”

落款是“彭建，于清盛”。

小时候我常常溜进外婆的房间，从她古老的梳妆台抽屉的铁盒子里翻出那封泛黄的信来看。我感兴趣的是信纸背面一个男子的扫描画像，他很年轻，带着眼镜，身上挂着很多勋章，表情冷峻，尊贵异常。我觉得他简直就是白马王子。

“他就是彭建吗？”我问外婆。

“不，他不是。”

“那他是谁？”

“我也不知道呢。”

“彭建也这么帅吗？”

“嗯……他经常笑，笑起来脸就跟大葵花一样灿烂。”

这时外婆会笑得特别开怀，仿佛彭建也是那样笑的。

80年代的某个盛夏，古老的大宅院又收到一封来自远方的信笺。

我从没见过那封信，外婆说弄丢了，信的内容大概是他在山坡上种了一片野菊花，每年等待花开，那一年也许等不到了。

署名的地方仍然是那个叫人陌生的地名——清盛。没有人听过那个地方，也没有人知道彭建后来过得怎样，是否有家人在身边，更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死的时候是否安详。

刚好就在我出生的月份外婆收到的信笺，所以她用他名字的谐音给我取名“初见”，当时只对别人说，名字取自诗句“人生若只如初见”，后来她在跟我讲故事的时候悄悄告诉我的。

外婆说过，她这一生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去一次他待着的那个地方，看一眼他种的那片野菊花，看他生前过得好不好，吃得饱不饱，曾经有没有冻着。

“清盛很远吗？有多远？有没有北京那么远？”我总是这样问外婆。

“应该很远吧，说是在澜沧江呢。”

“你要把我带上，我也想去看一看。”

“好呢，到时候就由你做我的拐杖。”

我们一次又一次约好了之后，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岁，我就把它给彻底忘记了。

外公身材很魁梧，性情却敦厚腼腆，他和外婆是在父母安排下以媒妁之言完婚的，他当初一见外婆就傻痴痴地随了她，一随便是一辈子。

外公比外婆大七岁，在我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所以我对他的记忆很有点模糊，感觉他一直都是老态龙钟、行动蹒跚的样子，整天除了整理院子，就是乐呵呵地坐在天井的柿子树下，我们在那里耍游戏，他宽容的目光洒在我们身上，而阳光洒在他身上。

外婆说，外公就像土壤一样温厚纯良，蕴藏着无与伦比的力量，明明留过洋，身上却没有丝毫洋气。

婚后，外公看外婆每日都要回大宅院护理菊花，于是亲手把那片菊花移至新家的院子里，还在旁边种了一排向日葵，像一排军队一样护卫着那些小菊花儿。他知道外婆很重视那些野菊花，所以他也一直像宝贝一样悉心照料着，一直到老。

外公走的那天，外婆很宁静，没有丝毫失态。

她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一边为外公装身，很仔细、很仔细的，一边像在跟他聊天一样，嘴里细细声地念念有词。

她在平日晒好了的野菊花中挑选最上好的一下扎，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擦得发亮的淡青色的小圆瓶里，剪一块小红布作封口，以红绳子仔细地打好结，放在外公的枕边。她还亲手去把开得正艳的向日葵摘了，剪好枝叶伴在外公身旁，漂亮极了。

办丧事是要哭丧的，姨妈姑姐们都在道士的指导下间歇性地嚎啕大哭，我妈也在哭，唯独外婆没有，大家哭的时候她就低头垂眼，默默注视着自己的手。

那天外婆几乎都是蹲在外公旁边折冥纸，应酬前来凭吊的亲友，偶尔轻轻整理一下外公的衣领、帽子，还有那瓶野菊花和向日葵，一样很仔细的。

我挨在她身边好奇地看她。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触死亡，因为外婆，我对死亡没有一丝恐惧，更多的反而是好奇。

只见外婆整理好外公的帽子后，看着他的容颜，微笑着低喃：

“人生若只如初见……初见啊！”

她的声音比往常都要低沉，一个一个字说得极慢，最后的声音仿佛是一声无奈的叹息，又仿佛是圆满的感叹。

“嗯。”

我应她。当时我是纳闷的，不确定她是在对我说，还是对外公说。

丧礼的那几天我常常想起外婆说过，外公当初一见她就傻痴痴地随了她，一随便是一辈子，我突然对“初见”产生了怀疑，我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初见”是属于彭建的，也许我错了，也许“初见”还属于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