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正的李白神话产生并形成高潮之前，其背景是十八世纪前期欧洲启蒙思想对中国的美好想象，这一时期李白形象更多地与孔子所代表的“儒教精神”和“政治启蒙”挂钩。

将李白神话的发端背景单列成章，是将这一时期短暂出现的李白“政治属性”与十九世纪的李白“诗学属性”区分开来，即启蒙理性与浪漫神话的对立，也正是由于启蒙运动时期造成的二元对立式思维困境，促成了浪漫派的“新神话”创造理论和诗学纲领的产生，因此，对李白神话的发端背景作简要陈述，亦是对这一神话体系的完善。

十八世纪，欧洲三本有关中国的期刊，反映了18-19世纪欧洲对中国认识的最高水平，耶稣会巴黎负责人雷里主编《耶稣会士通信集》，共出34册，保持了史料的原貌。

法国出版的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这部著作自1735年出版直至19世纪末一直是关于中国的重要参考著作，来自不同国度、有着不同身份和观点的人都可从中各取所需，引出自己所希望的结论。

书中将中国人所作诗歌与欧洲人所作的十四行诗、回旋诗、抒情诗、歌谣进行类比，并认为中国的诗句有一定单音字的字数限制；他们所作诗句有的很长，有的很短，长短句相交织，由此造成韵律的多变与和谐。

诗句之间的关系取决于韵脚、字义，声调多变悦耳……他们的诗人有热情，他们的表达常常富有寓意，他们知道如何恰当地使用形象，使诗风更为活泼而感人……我们的小说多为一些风流韵事或奇思妙想，旨在愉悦读者…与之不同，中国的小故事常富教育意义，囊括了重整风俗的精当格言，总是旨在实践某种道德。

此外，杜赫德还特别提到了几位诗人的名字，他认为唐代的李太白和杜子美丝毫不逊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伟大诗人阿那克里翁和贺拉斯，但是当时传教士所看重的还是中国儒家经典，如“五经”，而非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