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邀请了几位在各自领域早有建树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大都出生于1948年至1955年之间，请他们聊聊自己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经历。
工作中的项先尧（左一）
项先尧，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电影家协会会员，从事电影电视工作近40年。退休前是上海电视台主任编辑、记者。1975年进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20多岁的项先尧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制片。1998年开始当导演，拍摄的科教片《防治美洲斑潜蝇》曾获中国电影华表奖。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影视合流”，项先尧也和其他老科影人一样到了电视台。他是老科影坚守拍片的最后一人，今年才退居二线。项先尧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先后拍摄了上科厂建厂50周年的专题片《银幕上的教授》、《走出精神障碍的困惑》、《留下绿水蓝天》、《警惕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危害》和《蓝藻暴发——大自然的警示》等科普电视节目，还执导了大型科学纪录片《中国珍稀物种》，先后参与拍摄了《中国大鲵》、《扬子鳄》、《震旦鸦雀》、《岩羊》、《文昌鱼》等，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以下根据受访者口述实录编辑整理】
床板拆下来到弄堂里打乒乓
我1954年出生，在上海上小学大概是1962年。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们这样一批人，主要靠自学。1966年到1968年是休学停课的状态，直到1968年才又开始上学。我上的是民办小学，解放后孩子很多，我读中学的时候有11个班级，下一届有15个班级，公办满了就进民办，民办小学没什么师资，经常是高中生来当老师，有些人代几天课又走掉了，虽然环境不好，学生的求知欲却很强。
课余时间我也爱看书，幸而几个隔壁邻居都是一些老学究，家中书箱子里边藏了一些好书，像《三言二拍》这样的线装书也都是在藏书箱子里找出来看的，所以我现在繁体字还很知道，这对我以后自学考中文系帮助很大。还有个读书的好地方就是家周围的几个小书摊，老板都认识我，小人书新书一分钱一本，旧书一分钱两本，一坐几个小时。
我家里面经济条件还算可以，有个五灯交流收音机，听《上海之春》或者听听滑稽戏；我也爱看电影，《三毛做生意》《大李、老李和小李》、包括六小龄童父亲六龄童演的绍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当时小孩子都特别喜欢体育活动，比如说把家里的床拆掉，把床板拿出来，摆摆好打乒乓。当时的乒乓球有好几种，一种叫红双喜，很贵的，还有一种全白的，上面用蓝颜色印上去三个字——“等外品”，就是次品。当时对质量的检验很严格，稍微有点瑕疵就作为“等外”处理，好的两毛钱，次的几分钱一个，打坏了也不心疼。
平时上课回来，相邻弄堂里四五个学生组织一个家庭学习小组。在谁家学习大家商量。这样学习有什么好处？大家可以取长补短，做完了作业还可以一起玩。女孩跳跳橡皮筋，男孩跳跳绳，还有些稀奇古怪的游戏，比如摔碗，把泥巴装进碗里，然后翻过来一扣，看谁碗底破的洞大！打弹子、滚铁圈、顶橄榄核，统统都是脏的，现在小孩子怎么可以这么脏？!其实，过去的“九子游戏”，远远不止九子。
讲起来，好像和小时候玩的游戏有关，我们这代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独立。到任何地方很容易适应环境，比较合群，讲究合作。现在的小孩都喜欢宅在家里，爱拿手机交流。我孙子喜欢玩“吃鸡”，打得很好，但我觉得有点浪费时间。我退休以后也在网上看书比较多了，买了视频网站的会员，看一些以前不会去看的片子，评分低、很冷门的艺术片。有些片子看着分不高，但内容很好，不跟风，还是一件应该用心判断的艺术作品。
项先尧拍摄中
插队落户前，锻炼身体是成风的
1968年，*颁布了121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其实在这以前已经有下乡了，到黑龙江已经有一批，我是1971年拿到下乡通知，去五四农场。我们这一届“打预防针”是打了两年了。上海知青到江西、皖南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对上海人来说，那几个地方吃大米，吃面食的地方上海人还是不适应。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很能吃苦，因为从小受教育就是吃苦耐劳，即便家庭条件好，也要自立吃苦，这好像是家长对小孩的一个最基本要求。
两年的预防针打下来，在心理上在体能上面，是做好准备的，因为当时会分到哪里都是未知数，心里会琢磨，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人家欺负你怎么办？所以自己要想办法强健体魄。
我当时学了一套“小虎燕拳”，实际上是一个套路拳，没有实战性，能唬唬人。还有什么“心意六合拳”，口诀是：心与意合，意于气合……那两年弄堂里面到了晚上咣啷咣啷好多锻炼身体的，玩石锁的、玩杠铃的，也不算健身，大多为了保命。你到农村里去，你不去打人家，最起码不要被人家打趴下。
实际上我在农村只待了一年，就到了高桥化工厂培训。我对化工一窍不通，可我做事认真，我花功夫把整个工艺流程都画出来，还拿着图去母校找化学老师请教，通过这样的“学习”，18岁刚过，我就做了工班长，过了一年还回到农场筹办五四农场化工厂，有模有样地做起了别人的师父。
1975年，我上调到电影局。我是实行上海国营农场上调政策的第二批农场职工，第二批人比较多，因为当时大量的人都到农村去了，上海市区的好多厂都缺人。因为在农场我就爱写写画画，出出黑板报，写写年终总结，参加奉贤县那边的赛诗会，他们知道我对文化有偏爱，于是把我上调到电影局。那时候一个农场里普遍文化程度很低，能把一个通知写得很规范的人都少，所以我还是沾了酷爱文字的光。
上海科影厂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