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片毛竹特技摄影
中国科教片有两个高峰期
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是: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做这个工作,一般都做到退休。知道自己要几十年做下来,自然必须对自己有要求。
我到了电影局先是做制片,就是外联,要掌握预算、安排拍摄,方方面面很琐碎的工作,但其实也是跟创作有关系的。我做制片的第一部片子叫《天体的来龙去脉》,作品很复杂,要在摄影棚里面搭出一个九大行星的模型。联系那些设计单位基本上都是我去。我当时很用心,和当时负责特技的设计师和摄影师说,你叫我做什么事尽管说,我能够做到的肯定努力去做,但有一点,你必须告诉我,用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我要学,人家未必肯教,他凭什么教你?所以我这样说。他们最后都告诉了我。比如说一些模型的搭建,一些透镜合成、玻璃珠银影幕合成等等,这些全是那个时候跟他们硬逼出来的。
那些老先生好多都是解放以前就在电影厂拍故事片了,都是很了不起的人,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真的很幸运,对以后做导演很有帮助。
实际上国内科教片有两个发展的高峰期,第一个时期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出台,第二个就是8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很多都跟科学有关。因为一个国家科学上不去,民众的科学素质都很低,这个国家是很难挺胸抬头的,所以科教电影制片厂就在那时候应运而生了。
它是一个作用力和一个反作用力。
国家想搞这些大工程,大的科学项目,必须后继有人,要在整个国内营造一个大家尊重科学爱科学的一个氛围,说得通俗一点,必须让大家明白,科学是有用的,科学是能改变生活的。
当时就拍了很多黑白片子,比如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包括“国庆五周年”“国庆十周年”、当时科影厂承担了新闻纪录的工作。这些纪录片是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拍的都是一些五年计划里的上海工农业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成果。
新闻电影最大的一个缺陷是时效性差。以前有一个叫《新闻简报》(故事片开场前放),要我说“新闻简报”实际上是“历史简报”,因为拍电影拍完送到电影技术厂,冲洗完以后再做拷贝,再做声音,这个工艺一般最快也要一个星期,你说不是“历史简报”是什么?
也有优点,当时你的机位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以前拍电影比现在拍电视厉害多了。他们用电影机就叫“抢新闻”。好在科影厂的人好多是拍过新闻纪录片的,不用彩排预演,把光圈放在什么位置不容易虚掉,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你愿意出现在哪个地方没有任何人敢阻拦你,只要你挂着个牌子。
比方说摄影师今天在家里休息,突然有个电话打过来交代任务,你到什么地方找谁报到去,摄影师也不知道拍谁,结果车门一开*下来了,以前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当然这样的摄影师必须接受业务能力和政治审查两道考核。
项先尧的科教片《赤眼蜂》拍摄手记
那次拍摄全厂的精英全去了,还临时借用了飞机场的探照灯
1980年代拍葛洲坝截流是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截流的那天是最危险最关键的。
那是我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参与过的最庞大的一次团队,主创人员40多个人,7台摄影机,包括高速摄影机,拍摄现场天上有飞机,河里有船,岸边还搭了一个大的十米高台居高临下在这里那里拍。
白天一直拍到下午。晚上黑不隆冬拍什么也看不出来,我们自己带去的所有的灯光打起来,还是不够亮,因为太远了。然后赶紧把车子开到宜昌机场,把机场的探照灯拉了过来架起来。
原来是计划是下午两三点钟截流,因为行不通,美国50吨的载重车吊25吨的椎体,一倒就冲掉,屡次失败。
后来用链条和钢缆把三个25吨椎体串在一起放下去,一直熬到晚上,最后的一块石头上去,长*被截流了,这个场面是很了不起的,后来这个作品就叫《大江截流》。
为了这个片子,厂里面所有的精英都去了。剪辑师、录音师、作曲。作曲要去体验一下当时那种盛况,写起来才有激情。 我们拍摄的是巨大工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是绝对不能出差错的,因为你不能重来。
截流成功后现场是非常兴奋的!鞭炮声欢呼声……那是中国的这批工程师几十年的心血,终于成功了!很感人!因为此前他们是面对一次次挫折。他们的专业分工细到一个什么程度?在他们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来说,最小的铆钉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专业。
因为国家支持,科教电影制片厂当年产生了一批优秀影片,比如说能够把物理课上晦涩难懂的物理知识讲得很清楚的《斜面》,还有就是韩韦拍的《金小蜂与红铃虫》。红铃虫是危害棉花最严重的害虫,金小蜂是红铃虫的天敌。他们采用放大摄影技术把物像放大20倍至50倍,清晰地拍摄了金小蜂产卵和孵化的情景。片子拍得非常好,国内外获了很多大奖。还有《不平静的夜》,讲猫头鹰抓老鼠,《知识老人》、《毛竹》、《台风》当时也很有影响,这些片子我认为都很经典。
科教片《知识老人》
《不平静的夜》
“四清运动”以后,厂里就很少拍片子了,真正科教片开始恢复拍,上世纪80年代算是第二个高峰。因为全国的科技大会开完以后,科学春天到了。
那个爆炸声很响的,把电车司机吓得直踩刹车
做科教片也要搞试验,有一个实验我前前后后差不多搞了好几个月。拍的内容是讲天上一颗很大的陨石落到地面。怎么拍呢?肯定要做特技,所以联系了上海礼花厂来一起做实验,如何模拟陨石降落时的爆炸?我们当时去的是衡山饭店旁边的一个风雨操场上实验,现在在徐家汇那里,以前上海的运动员都在那里训练,对面就是运动员宿舍。
当时要到衡山饭店客房里,斜拉起一条钢丝绳到风雨操场中间,要把做实验的礼花弹绑在上面滑下去,“陨石”滑到一半,这时要有一个电工配合摄影师合上电闸,开!紧接着就是爆炸声。
当时我站在很高的楼层,可以看到围墙外市中心26路电车正好经过,驾驶员当时一脚紧急刹车,电车的辫子就翘了上去,把整车人都差不多颠倒了,他吓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如果这么做几乎是不可能。那时候只要是科影厂的摄制组,各个地方都全力支持,也不会跟你谈条件。我记得拍长江的时候,交通部问你们需要什么?我说我们需要一条船,他们就把长江上面的能乘几百人的客运船调配给我们,拍长江的源头,直升飞机不行,又把轰炸机借调过来了。那时候国家不仅是在资金上面支持,在行政资源上面也是支持的,你去任何一个地方拍摄总是会得到全力支持的。
为什么呢?大家都很清楚,这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一个政治任务,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它完成好。大家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没有任何私心。当时主要是天时地利人和,国家扶持,群众尊重科学,科学氛围特别好,报纸上有科学专版,(上海)西藏路上有科技画廊,孩子们订阅各种科学杂志,电视台也有《科技之窗》这样的节目,恰好科影厂那一批导演,又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所以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也出了一批好片子,比如《蜜蜂王国》《地壳运动》《胆结石的奥秘》《高血压病》、《脑海》等等。
我的职业生涯一半在搞电影,一半在搞电视。作为一个导演,拍电影能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做电视能获得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我们团队的作品还幸运地实现了上海科普影视在“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上零的突破,我可以算得上是功成身退。然而,我最激动的时刻,还是几年前一个老科影人聚会,会上专门播放了我拍的科教片《中国大鲵》,在座的科影大咖大都是我老师的老师,我当真不敢与众位师长并排坐,惶惶不安地退缩到最后一排,生怕在放映中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直到最后影片的职员表走完了,我突然听到一阵热烈的鼓掌声,这是上海科影界对我的肯定,说明我没有给科影厂丢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