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现了战国年间的“曾侯乙墓”。其中出土的随葬器物精美绝伦，包括亮丽的漆器、庄严的青铜礼器、精致的丝织品以及多彩的生活用具等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气势磅礴的曾侯乙（青铜）编钟。经过试奏，古今乐曲都可以演奏，真是珍贵的宝物。古人形容贵族大官，常用“钟鸣鼎食之家”的话，鼎是食器，钟就是编钟。人们可以想见，曾侯乙虽只是楚国的“附庸”，生活上仍旧可说是穷奢极欲。当他坐在地面的席子上从鼎里取东西吃时，庞大的乐队鸣钟吹竽，供其消遣，那种气派，真有点不可一世的样子。

这个伟大的考古发现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期在今随州一带存在一个“曾国”。可是考察史料，却明确记载着当地是“随国”之所在。《国语》记载，郑桓公向周朝太史讨教家族去向时，后者分析天下形势时就提到了南方有个“随国”。西周王朝在汉水以北、淮水上游一带设置了蔡、巴、应、蒋、随、唐、息等诸多同姓封国，这就是《左传》所说的“汉阳诸姬”。随国正是其中首屈一指的强国，人称“汉东之国随为大”。春秋早期，楚武王正是在击破随国，将其变为附庸后才将势力向东、北延伸。可能因为随国在吴军攻楚（前506），楚昭王落难时保护过他的缘故，整个春秋时期，楚国也没有灭随。然而，这个地区有“随”字铭文的铜器在很长时间里却一件也没有发现。如此一来，具“地下之材”而无“纸上之材”的曾国，和具“纸上之材”而无“地下之材”的随国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大约“曾侯乙墓”发掘后不久，有学者即有意见，“汉东地区的曾国，很可能就是文献里的随国”。但这一看法随即遭到反驳，如果随果真是曾国的话，文献不可能不提及；如果随在春秋时改名为曾，文献也会有所记载。因此，曾国就是文献记载的“缯”或“鄫”。问题在于，“缯”或“鄫”的确与“曾”音同字通，但古籍上记载的“鄫国”分明是一个位于今山东兰陵一带的姒姓小国，与汉水流域渺不相及。

曾侯乙编钟，战国时期青铜器

历时长久的争议，最后还是要从考古发现里寻找答案。

201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北随州叶家山发现西周早期墓葬65座，车马坑1个。出土青铜器325件，多数青铜器上有铭文“曾侯”和“曾侯谏”铭文，总字量达400字。说明此处墓地应是与早期曾国相关的一处家族墓地，而曾国的历史也因此从战国时代上溯到西周早期。之后，在距离曾侯乙墓只有 4 公里的地方，又发现了另一处曾侯墓地，这就是被评为 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在文峰塔遗址里，除出土了一批带“曾”字铭文的铜器外，同时还发现了一件带有“随”字铭文的铜器，铭文为“随大司马嘉有之行戈”。“随”字在此无疑作国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科学发掘出土的第一件随国铜器！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文峰塔遗址所出曾侯䑂编钟铭文记录的正是发生在春秋晚期的吴楚之战。有趣的是，编钟铭文记录的是吴、楚、曾三国，而传世文献记载的却是吴、楚、随三国。这一新发现，使得“曾即随”说的证据更加充分。之所以会形成如此现象，大概与战国时“魏国”都于大梁又称“梁国”的情况类似。“曾”为国名，“随”为曾都，因而史籍称其国为“随”。

随着“曾随一国”的看法渐成学界主流，另一个推断也浮出了水面。曾侯䑂编钟铭文里提到，伯适因为辅佐周文王、武王伐商有功而被封为“南公”，经营淮、汉一带。这就是说明随（曾）国的始封之君是“伯适”暨“南公”。他又是什么人呢？周朝早年有位重臣恰好叫作“南宫适”，有看法认为，此人是周文王幼子，在周室应甚有威望。偏偏史籍对周初分封天下时南宫适的去向语焉不详。以往学界大多依据有关南宫铭文铜器的出土地而推定其在西周早期可能在周原一带。但曾侯䑂编钟的铭文，却提供了另一种颇有吸引力的可能：南宫适就是“伯适” “南宫”，即曾（随）国的开国之君！之所以日后“南宫”铭文仍见于陕西，或许就如周公、召公的情况一样，南宫本人未去曾（随）国就封，而在王畿仍保留有采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