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台独” 护发展促统一。来源：大公网

公开情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比秘密情报更重要。情报需要三个要素：

1、完整

2、可核实

3、及时

秘密情报因为获取艰难，在本质上就难以做到这三点，尤其是完整和可核实。公开情报就直接信息而言，有可能是单源，但结合相关信息，一般都能做到广源，可以交叉查验，容易做到完整和可核实。公开情报由于传递渠道的畅通，也容易做到及时。在网络时代，公开情报更加容易获取，都不需要外交官每天上街去买一堆报纸了。

公开情报的问题也是显然的。首先需要大海捞针，这又回到语言关了。快速变化的中文语言连中国人都晕，面对不知所云的佛系、绿茶婊、入关、yyds、xswl、nbcs、666、1450、2333，不紧跟中国网民圈子是肯定要懵圈的。黑鱼、蘑菇之类的黑话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但谁能说“丫丫今天离婚了吗”不是军工科技黑话？要跟踪海量的中文网络信息，CIA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在网络信息爆炸性增长的现在，大海还在迅速变得更大。

美国情报界对人工智能很感兴趣，或许是想通过机器翻译解决语言瓶颈。人工智能是否能达到人类智能是一个哲学问题，但现在肯定达不到。语言是人类智能的窗口，情报本来就是在字里行间淘金的事情，在可预见的将来，机器翻译出来的情报只能是“垃圾进、垃圾出”。从字面上猜度女朋友的心思是所有恋爱中小伙的普世难题，机器翻译要是能解读出隐晦文字情报背后的意义，那才是见鬼了。

年代久远的“火星文”。来源：qq空间

公开情报还有科技情报的问题，不管是中国的军工科技还是一般的前沿科技，美国都高度关注。美国懂中文的人本来就少，懂中文还懂相关科技的更少。《北斗系统激光通信标校设备星地试验》、《用于级间分离研究的TBCC动力TSTO气动布局概念设计》、《高维量子纠缠态的最优检测》这样的标题，绝大部分中国人也看不懂，要初通中文的美国人能看出其中名堂，那是勉为其难了。

美国的“情报哲学”

但科技是不分国界的。科技情报的公开性本来是美国科技界可以出力的地方，通过文献综述、学科动向等汇总成为公开情报。中国科技人员不管英文有四级还是六级水平，读懂本专业英文文献不是问题，以英文文献为基础的综述、动向遍地都是，部份成果还以英文发表在国际专业刊物或者学术会议上。但美国科技人员能读懂中文文献的就屈指可数了，即使华裔学者都未必以中文文献为主要文献来源，综述、动向就无从谈起了。

说起来，中国军迷热心从公开文献和消息里解读中国军工的发展情况，有的还有专业但并不涉密的背景，这可能真是在无意中帮了CIA的忙。但这事需要与中国人民的知情权仔细平衡，为自己国家的成就骄傲也是公民权，尤其是在不违反保密条例的情况下。

至于假情报，公开情报的广源性反而使得假情报难以得逞。假情报最大的问题就是经不起交叉核实，再精心的假情报也是要露馅的。

CIA的“警笛服务器”可以提前3到5天预测社会动荡。来源：sociable

技术情报包括空间图像、电信侦听、网络截获。美国在这些方面是领先的，但图像情报是需要解读的，常常需要与公开或者秘密情报相对照才能有效解读。电信侦听和网络截获则回到语言瓶颈的问题。

技术情报对于掌握对方的能力非常重要，比如清点对方装备数量，确认战备状态，等等。珍珠港之后的美国情报传统是：对手的能力为主，对手的意向为辅。了解对方的能力就能准确估计对方的最高威胁能力，但对手的意向是容易误判的，对手的意向更是随时可变的，因此不能过分拘泥。

这样的情报哲学是有道理的，但也是有条件的。从最坏情况出发只有在实力依然具有优势的时候才有意义，在实力不具备优势的时候，从最可能情况出发更有现实意义。在美国实力相对滑落的现在，美国已经不确定是否能确保优势了，因此对不理解中国意向尤其焦虑。其实中国并不掩盖意向，和平崛起包括和平与崛起两部分，但美国既不相信中国的和平意向，更不相信中国能不靠美国的“批准”而崛起。这就不是中国的问题了。

判断对方意向不仅是情报收集问题，更是情报分析问题。说到底，情报局最大的任务不是收集情报，或者策动政变，而是向最高当局提供可以作为决策依据的情报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这正是情报分析的事情。

在某种意义上，情报分析比情报收集更难。优质情报来之不易，但即使无米之炊或者少米之炊，情报分析还是要按时揭锅上菜，因为国家决策不等人，更不能没有情报输入。

美国空军飞行员 (左) 和审查员 (右) 从秘密空军基地的地面控制站发射MQ-1B Predator无人机。来源：商业内幕

在情报的三要素里，完整、可核实和及时不仅不易兼顾，有时统统做不到。假以时日，完整和可核实或许做得到，但那就错过了决策所需要的时间窗口了。越及时的情报，完整性和可核实性越低。这就需要情报分析部门根据不完整、难以核实的情报及时做出准确的判断，这需要对中国具有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深刻理解。美国没有这样的人才。

CIA的苦恼，只能隔靴挠痒

CIA组建了中国行动中心，网罗大批人力，但美国根本没有那么多中国问题的真正人才可以网罗，这不是读一大堆智库报告和《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文章就能解决的。CIA能信任的人不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人CIA不信任，这是一个死结。

在反苏年代，美国有乔治·凯南和他的围堵理论。凯南的叔祖父就是俄罗斯专家，本人深入沙俄内地探险，著述的《西伯利亚和流放》是俄罗斯研究的重要文献。凯南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学历史，加入国务院外交官团队（US Foreign Service）后，在柏林大学公费读研，主攻历史、政治、文化和俄语。在拉脱维亚当三秘期间，从邻国角度研究苏联。30年代中期转赴莫斯科担任美国使团副团长。长期积累和深入考察才导致了《长电报》和《苏联行为的根源》。

凯南是外交官，不是情报官，但外交官和情报官只有一纸之隔。老布什就是从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中美建交前事实上的大使馆）主任调任CIA局长的，蓬佩奥则是从CIA局长调任国务卿的。

长期以来，出于文化傲慢，中国并不是美国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中国只是个充满海外奇谈的地方，研究中国和研究高棉、印加、毛利没有太大的不同。研究中国的重要性是在中国崛起后才“突然发现”的，而且重点不再是传统中国学重点研究的语言、历史、传统文化，而是中国经济、军事、政治、现代文化，尤其是现代中国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