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好爸爸
弘毅9岁的时候，突然偏瘫，右边身体动不了。到了10岁，左边身体瘫痪。
我狠下心，把弘毅好的左边身体绑起来，在他右手一寸前的地方，放上他最爱吃的薯片。弘毅很想吃薯片，手指头拼命够拼命够，挣扎得满脸通红。
我在旁边看着弘毅痛苦的样子，泪流满面。为了训练他，我必须做一个狠心的妈妈。
在我的狠心训练下，一个多月，弘毅的偏瘫就好了，是病房里恢复得最快的。弘毅的恢复给了其他病友很大信心，都说：“弘毅就是我们的希望。“
在弘毅第三次瘫痪后，弘毅爸爸绝望了，向我提出离婚。
奶奶听到这个消息，哭晕了过去。两老要把儿子赶走，让我和弘毅留下。
我一个人在一条小河边，来来回回走了一个晚上，想通了，心平气和地离婚。
我决定带着弘毅回娘家。
临走前，奶奶握着我的手，说：“徐琴，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女儿。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让你喘一口气。”
我带着弘毅回了娘家，故作轻松地跟爸妈说：“你们女儿被退货回来啦。”
我妈气得流泪：“你从小到大做事都是通知式的，从来不和我们商量！”
我爸每天夜里躲在被子里哭，哭了一个月。
日子还是要继续下去，没有什么困难过不去的，只要有弘毅在，我什么都不怕。
弘毅爷爷奶奶把我当女儿一样，对弘毅也很宝贝。我们还像一家人一样。这些年，全靠四位老人帮忙，才让我有机会喘口气。
这也是我后来想到的“喘息服务”，对于家里有智障孩子的特殊家庭，让父母有机会喘口气实在是太重要了。我最近要推出的“下班万岁”，也是为了让父母们能喘口气。
不管多苦多累，只要让我们喘口气，我们又能满血复活。
疫情期间，我带着弘毅，还有四位老人，到一个朋友空置的别墅里住了几天，其乐融融，每天都很开心。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05弘毅第一次失明后，我把快餐店关了。治疗要持续一生，我必须再找条挣钱的出路。
1996年夏天，我顶着烈日一个一个工地去跑，帽子都舍不得买，头上顶块毛巾跑工地，拿出所有积蓄5万块，争取到一款建筑胶水的浙江总代理，开了两眼小店。
很多人都纳闷，弯湾十一年了，每年要投进去一百多万，三十多个孩子托管在这里，全部免费，我哪里来的钱？
这些年，我都是靠这两个店给弯湾输血。
弘毅到了上学年龄，我带他去测了一次智商，测出来只有二十几分。
我求医生，我只是想孩子有个去处，如果弘毅进校后真的不适合，我也会接受。医生蛮好的，帮弘毅写到了40分。
弘毅进了杨绫子学校，很喜欢老师和同学，越来越离不开这个环境。
我开始担心，学校总有毕业的一天，到时怎么办？
2006年，弘毅17岁，又一次失明。医生说，很难再恢复了，只能试试用激素，看能不能冲开视神经。但是激素副作用很大，最多只能打10天。
医生为弘毅检查视力
激素打了10天，弘毅还是看不见。医生说：“激素必须停了。”
我情绪很崩溃，对医生说：“既然治疗方案是用激素，就要用到底，现在停了，弘毅就真的瞎了！哪怕他只能看见一天，我也要继续打！”
医生看我态度坚决，说好吧。护士每次给弘毅输液，都给我看一下药，说：“你看，我们打进去了。”
第17天，爷爷来看弘毅，中午正端着盒饭吃，坐在病床上的弘毅突然闷声问：“爷爷，你在吃什么？”
爷爷“啪”地站起来，把饭一放，扑上去，抱住弘毅，老泪纵横。
老天眷顾，经历了17天的黑暗，弘毅终于又能看见了。
后来我才知道，从第11天开始，医生给弘毅打的都是安慰剂。护士给我看药，也只是为了安抚我。
浙二的医生，医德高尚，非常感谢他们对我说的善意的谎言。
在医院，弘毅总要牵着我的手
2009年，20岁的弘毅在杨绫子学校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两年青年培训班后，终于要毕业了。
毕业那天，我牵着弘毅的手，依依不舍走出校门。回到家，弘毅一脸闷闷不乐。
我问：“弘毅，你在想什么？”
他喃喃地说：“同学。”
“还有呢？”
“老师。”
我跑到马路上，大哭一场。
弘毅班上一共7位重度智障学生，我找到其他6位家长，和他们一个一个地聊：“大家先别散掉，想办法继续聚在一起。”
家长们都很高兴。
2009年9月，我在杨绫子老校区租了一间教室，请来退休的班主任，把七个孩子再聚在一起。
2009年12月，我在钱江四苑租下一套100多平方米，三室两厅的房子。客厅摆了两张大桌子，学生们可以围坐在一起上课；主卧被改造成风雨操场，里面有一些简单的运动器材；次卧是老师办公室；还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摆了一个落地柜，每个学生有一小格，放一些生活用品。
担心小区的居民们接受不了这帮孩子，只有趁大家午休，我才悄悄地带他们下楼活动一下。
2011年5月，在残联和民政局的沟通下，社区的支持下，弯湾托管中心正式注册，我才算安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