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来说，这一部分一是要求与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比较，以显示两诗“在音乐描写上”的异同点，二是要求与白居易的《观刈麦》比较，直指白氏的“现实主义情怀”。

先说第二点。《琵琶行》的主旨如果一定要说“既是对自己不幸遭贬的伤感，更是对琵琶歌女晚年沦落的深深同情”，则可能显得勉强，与白氏的原意有较大的距离。而该案例将《琵琶行》“与《观刈麦》比较”，用意在表现诗人白居易对“下层百姓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及“封建官员的反思”，最终都落脚到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上，可能也是一个误置。

《观刈麦》诗作为“现实主义”的杰作，自然没有问题；如果将《琵琶行》也揽入其中，则会引发麻烦。确实，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作用。诗人早期的诗歌创作，如同情疾苦、指刺时病，确实有一个较强的印证。但需要注意的是，诗人本人是将《琵琶行》列入“感伤”类，并没有把它置于“讽谕”“闲适”两类，即没有将所谓“兼济”之志、“独善”之义寄寓其中，而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以上相关引述，详见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第959-966页《与元九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虽然这一“牵”与“动”都受到现实世界的影响，而收入该类的《长恨歌》和《琵琶行》确实也有一些讽谕性内容，但总归在“有感而发”，所流露的情感、情性要率然、真切些，而没有“讽谕”“闲适”两类明显甚至刻意的儒家“托寄”。

“现实主义”的《琵琶行》实际上是一种误置。“兼济”之志、“独善”之义不显，相反，正如乾隆所评：“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比兴相纬，寄托遥深。其意微以显，其音哀以思，其辞丽以则。”又借明末清初学者唐汝询之口将情感寄托点白，说：“此宦游不遂，因琵琶以托兴也。言当清秋明月之夜，闻琵琶哀怨之声，听商妇自叙之苦，以动我逐臣久客之怀。宜其泣下沾襟也。”（乾隆御选《唐宋诗醇》，第467页，北京三峡出版社1997年版）也就是说，诗歌的着力点并不像诗人其他的诗歌诸如《观刈麦》《卖炭翁》等所表现的“他者”主题，而是借“他者”来表达自己的“逐臣久客之怀”。由此可见，“现实主义”的旨归在教学上的偏差是很显然的。

再说第一点。且不说关注诗歌中的音乐描写并非本次诗歌学习的重点，单说韩愈这首《听颖师弹琴》诗的阅读难度，即使配上注释，要让学生完整地理解，还是有不小的困难，怎么轻易就进行两诗的比较呢？假如不需要缀以学习的铺垫，学生像阅读浅显的现代文，看看即懂，那么，在逻辑上连同白居易这首《琵琶行》诗，安排如此课堂学习环节与步骤，岂不是煞有介事、装模作样，而实属不必么？再则，这首《琵琶行》里琵琶妙音究竟如何感受？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