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拓展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企业在对内对外经济活动中需要更安全、更快捷的担保方式，需要资金实力雄厚且被交易双方认可的第三方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履行合同及支付价款提供强有力的担保。在此需求之下，独立保函和备用信用证[1]在国际商事交往中脱颖而出。然而，在独立保函产生之初，由于不同国家对其在理论认知和法律规定方面存在差异，而其又属于国内法意义上的保函，因此彼时并未能充分地发挥独立担保功能，其具有的独特属性和优势亦未能得以凸显。独立保函之所以能在诸多担保方式中脱颖而出得益于国际商会先后出台数个统一规则。国际商会的这些规则使独立保函的制度框架逐步完善[2]。独立保函的独特属性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其优势所在，亦存在致命缺陷。参与独立保函交易的人如果使用不当，会遭受巨额损失，甚至招致*。

本文在梳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独立保函司法解释”）实施后我国法院已审结的58个裁决的基础上对独立保函实务中存在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和剖析，以期对独立保函在实务中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和防控。

一、我国独立保函司法案例概览

《独立保函司法解释》于2016年11月28日公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根据威科先行、中国裁判文书网和聚法案例网的数据库统计，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作为搜索的关键词，自《独立保函司法解释》实施之日起至2018年9月16日止，搜索到全国人民法院已审结且涉及《独立保函司法解释》内容的案件共有62例。在这62例案件中，有3例案件和独立保函无关，只是参照适用了《独立保函司法解释》第24条关于冻结和扣划独立保函开立保证金的规定，还有1例案件涉及的保函性质待定。除去上述4例案件，在余下的58例案件中，有33例案件涉及的是国内独立保函，有18例案件涉及的是国际独立保函，有7例案件中涉及的保函被法院认定为是从属性担保。在这58例案件中，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仅有9例，其中有6例案件是以独立保函欺诈为由申请再审，但仅有1例被认定构成独立保函欺诈；有2例是关于独立保函欺诈纠纷管辖权的上诉案件，有1例是关于涉案保函性质的上诉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是从属性担保。

保函种类

独立保函纠纷案件审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