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在文化上限早于陶寺文化近千年的浙江良渚遗址，同样有着金字塔般的等级制度和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占有大量财富、掌握最高权力、坐拥妻妾、随意*殉奴隶的上层统治者。

可见，陶寺和良渚遗址都呈现出与二里头遗址近似的区域文明中心的典型特征，陶寺所在区域更是与文献记载中的“尧都”高度契合。2019年，良渚遗址的申遗成功，成为中华5000年文明的实证，获得国际认可，这同过去我们所认为的夏朝以前华夏大地还是原始部落的情况截然不同。

要知道，陶寺文化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而良渚文化的绝对年代则为公元前3300年，远远早于夏朝存续时间。

那么既然陶寺和良渚都比夏朝要早，为什么只有夏朝才能算王朝呢？或者说，陶寺和良渚究竟缺了什么而不能被认定为王朝呢？

很多人自然而然会想到“父传子家天下”制度。的确，家天下是王朝的一大特征，禹和启父子世袭制的确立彻底改变了尧舜禹禅让制度，成为夏朝建立的主要推手，也为后世王朝树立了样板。

但是，尧舜禅让制绝非过去人们想象的“尚贤”那么简单。在大一统帝制出现之前，华夏大地长期处于“万邦林立”状态，治理模式是：由一个国上之国建立邦国联盟。

比如尧舜禹时代，尧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其统治模式便是以陶唐氏为国上之国，其它方国奉陶唐氏为共主。而当尧禅让给舜时，所禅让的其实是共主地位，而非陶唐氏君主地位，所以，舜帝继位后的治理模式变成了有虞氏为国上国，包括昔日的陶唐氏在内的方国则尊奉有虞氏为共主。

共主地位的禅让，主要目的是维持政治平衡，尧来自西部，他的继任者舜则来自东部，而舜再将共主位置传回给了西部夏族首领大禹，大禹在退位时，首选的继任者也是来自东部的首领伯益。所以，禅让制并非是“选贤”，而是东西夷夏轮流坐庄。

但在邦国内部，却并不存在所谓禅让，尧虽然将共主地位让出，但唐国（陶唐氏）的君主地位却传给了儿子丹朱。同样，舜在禅让时，虞国（有虞氏）的君主地位也是传给了儿子商均。《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说“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