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父传子家天下”制度其实早就存在。这一点也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实。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存续时间长达400年之久，按照文化面貌差异，共分为早中晚三期。

其中：早中期文化面貌一致，晚期时（约公元前1900年）陶寺遭遇了人为破坏，但破坏针对的对象都是王族墓葬和宫殿建筑，早期小墓和中期的中等级贵族墓葬均被有意避开。

这一考古发现提供了两点关键信息：第一，尧及其继任者统治陶寺一带的时间至少在300年以上（同一考古学文化延续）；第二，陶唐氏的衰落是上层内讧导致的，中下层群体并未发生变化。而舜所在的有虞氏和禹所在的夏后氏，考古学文化面貌均与陶寺文化不同，这也证实了尧舜禹禅让，让出的只是联盟共主地位，而非实质上的邦国君主地位。

史书同样记载了这一特殊情况，如《水经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上虞今县名，地名虞宾，舜避丹朱于此”，《史记》“禹辞辟舜之子商均於阳城”，舜、禹在得到君位后毫无例外的都另选都城，原因就在于先君的地盘传给了儿子。

如此看来，“父传子家天下”并不是判定王朝的主要因素，事实上，即使是进入了帝制时代，同样也不乏非父传子的情况，比如后周太祖郭威传位的对象是非血缘关系的柴荣，元朝在宪宗以前，立皇帝，还是由忽立而台大会推举，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后周和元不算王朝，可见，以“家天下”判定王朝与否是误解。

其实，良渚、陶寺政权与夏朝的最大差异，便是“民族自觉”。所谓民族自觉，就是共同或关联文化群体的自称与他称，而夏朝恰恰建立了这种认同。

上文已述，作为夏文化遗存的二里头遗址，只能算作“半个”夏朝，即在公元前1680年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前，夏朝的统治模式依然未能超脱尧舜时代的“国上之国”的邦国联盟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