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从鼎盛走向衰落，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尖锐激化。

唐太宗宝应元年，三吴饥，人相食。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农民走投无路，多次举行起义。

这些农民起义虽被武力镇压下去，但对统治阶级的打击很大，于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长治久安，希望朝廷在政治上进行一些必要的革新，以消除社会隐患。

年事日长的刘禹锡自幼身处江南，也感受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立志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正如他后来在《学阮公体三首》诗中所说：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只言绳自直，安知室可欺。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学阮公体三首》节选。可见刘禹锡早已满怀忧国忧民的伟大抱负。

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刘禹锡从钟灵毓秀的江南来到都城长安，19岁的刘禹锡满腹经纶，豪情万丈，很快便在长安声名鹊起。

正如他在《谒枉山会禅师》诗中所说："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

贞元九年至十一年，刘禹锡文登三科，连通过了进士科、博学宏辞科和吏部取士科的考试。

刘禹锡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通过三次应试，终于踏上了仕途。

刘禹锡在贞元十年写的明志之作《华山歌》中说："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意思是说男子汉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和出众的才干，即使显贵了，也还是个庸碌碌的人。

这首诗表明了他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荣华富贵，而是要为国家干一番事业。

由于学识与才能兼优，刘禹锡很快被杜佑、王叔文等伯乐慧眼识珠，并受到器重。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刘禹锡被提拔为监察御史，而与王叔文的结识，为刘禹锡政治命运的重大转折埋下了伏笔。

此时，刚刚经过安史之乱的大唐王朝，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政治腐败，风雨飘摇。

这一阶段，刘禹锡两次在朝廷任职，又分别在军队和地方做过小官。

这种经历使刘禹锡对藩镇的骄横，宦官的专权，朝政的腐败和人民的困苦都有所了解，这种深切的了解。

这种深切的了解和久蓄在心的报国之志使他积极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积极参与谋议，表现出特殊的才干，王叔文称赞他有宰相器

他与王叔文、王伾、柳宗元被称为"二王刘柳"，组成了这个政治革新集团的核心，展开了以"内抑宦官，外制藩镇"为目标的政治改革。

当时，宫廷里有专门为皇帝饲鹰养犬的宦官，是宣徽院的五坊小儿。

他们常常以街市里的商贩惊扰了皇帝的鹰犬为由，抢掠他们的财物，肆意妄为。宦官主持的宫市几乎是白昼抢劫，百姓怕他们就像怕土匪强盗一般。

还有当时的京兆尹李实，仗着自己是唐朝皇室的宗室，为害人民的罪行令人发指。

这些贪腐时弊正是王叔文集团革新的对象，在顺宗的支持下，短短半年多，革新派对德宗时期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弊政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一是企图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二是企图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

先罢黜掠人扰民的宫市及五坊小儿，再减停宫中闲杂人员及内侍多人俸钱，以抑制宦官势力，京兆尹李实也被贬为通州长史。

惩贪鄙、用贤能、免苛征、恤百姓的这些举措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得到了人民的拥护。韩愈后来在记载这段史实时用了"百姓相聚欢呼大喜"、"人情大悦"等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