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到了大堂之上，包拯果然宣布要打板子，犯人鸣冤，小吏立刻高声斥责，且极力表现仗势欺人的样子。包拯顶着“包青天”大名，立刻就感到不开心了，反而责怪小吏口出狂言，结果把小吏打了板子，那个犯人倒从轻判决了。

沈括是带着揶揄的口吻来写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堂堂包大人被小吏与犯人两人合谋耍得团团转。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包拯的“人性”，而不是“神性”。

那么，如果包拯靠的不是“断案如神”，他又为何能名垂青史呢？

于是就要说到包拯真正的三点过人之处：清廉、公正和敢于弹劾进谏。

包拯素以清廉闻名。

早在他23岁还没当官的时候，已经在家乡庐州小有名气。当时庐州有一个富豪请他去家里吃饭结交，包拯拒绝了，理由是：“他是个有钱人，我们将来可能回家乡当官，有了这份交情，以后就难做了。（“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见《朱子语类》）

包拯曾在端州做过长官。端州以产砚台闻名，每年还会将砚台上贡。在包拯到任之前，他的前任每年都以“朝贡”为名，加征数十倍的“端砚”，用来中饱私囊和送人行贿。包拯到任后，严格规定上贡多少就征收多少，不许超支一块。在包拯离任时，一块“端砚”也没带走。197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从他本人和子孙的墓中只发现一块普通的砚台。

包拯的公正，其实并不是指他的断案，而是指他整体的秉公执法，不畏强权。

包拯刚在家乡庐州当长官的时候，他的亲朋故旧觉得可以依仗他的照顾，开始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包拯得知后，当即令人抓来他的一个犯法的舅舅，当庭杖责示众，从此亲朋故旧大大收敛。

在做开封府尹的时候，包拯决定疏浚惠民河。他发现惠民河河道拥堵的原因，是很多权贵官僚家的花园修建亭台楼榭，入侵了惠敏河。包拯下令仔细测量和留下证据，然后将权贵们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和亭桥全部拆毁。在这个过程中，包拯遭遇了很大的阻力，有的权贵甚至拿假地契来打官司，被包拯识破，直接向朝廷汇报，要求严惩。

在做监察御史时，包拯了解到杨邠、王鼎、王绰三人被贬官，因为他们都是范仲淹提拔的人才——范仲淹因“庆历党争”被贬，殃及池鱼。包拯其实是范仲淹等新政党人的死对头“守旧派”提拔的，但他了解到杨邠等三人业务能力很强，且公正廉明，所以极力主张重用三人，结果三人都被重新提拔。

在自身行得正的前提下，包拯当然敢大胆弹劾和进谏了。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御史中丞期间，从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到宰相宋庠（此弹劾后人存在争议），从皇帝宠臣王逵到皇叔赵元祐的女婿郭承祐，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只要有贪赃枉法品行不端，包拯全都一律弹劾。以至于民间后来有了“包弹”这一俗语——被包拯弹劾过的官员叫“有包弹”，没被包拯弹劾过的官员叫“无包弹”。

而且包拯一旦弹劾起来，连皇帝宋仁宗的面子都不给。

宋仁宗当时宠幸张贵妃，张贵妃就不断地为自己的伯父张尧佐求官。这位能力一般的伯父结果一年内晋升四次，权倾朝野。在朝中无人敢响，你看我，我看你，看来看去，还是都把目光落在了包拯身上。

包拯果然不负众望，第一个站出来弹劾。结果弹劾之后，张尧佐反而又升了一个官，这背后传出的信号就是：皇帝在力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