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换做一般人，早就知难而退了，但包拯寸步不让，一道道接着弹劾，最终发展到当廷辩论。包拯直接站到仁宗面前，历数任人唯亲的弊端，滔滔不绝，唾沫星子直接喷到了宋仁宗的脸上。

宋仁宗面色不悦，忍到包拯说完，拂袖而去。到了后宫，仁宗直接找到张贵妃发脾气：“包拯的唾沫都喷到我脸上了！你一天到晚就为你伯父要官要官，你知道有包拯这个人吗？！”

最终是张尧佐一看众怒难犯，舆情汹涌，自己辞去了一批职务。

那么问题就来了：

古往今来，犯颜直谏的大臣基本都没好下场，包拯为何能够善终呢？

这就必须要说到包拯的顶头上司——宋仁宗了。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的第四个皇帝，也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长达42年。

“仁宗”是赵祯的庙号，但后世子孙之所以起这个庙号，自然是有道理的——他确实性情仁厚，宽以待人。

就拿包拯弹劾张尧佐一事来说，大庭广众之下，包拯面对面指责，不说唾沫星子喷到脸上，就这个态势，换做其他皇帝，早就震怒了。但仁宗只是用袖子遮住脸面，任由包拯继续说，最后也就是“拂袖而去”。

应该说，包拯确实碰到的是宋仁宗，如果换其他脾气烈一点的皇帝，要么咔嚓一刀，要么当廷责杖，怎么也要借故贬官了。

但换个角度来看，宋仁宗也需要包拯这样的人。

宋仁宗广开言路，开明宽松，确实让北宋在他执政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甚至有“仁宗盛治”的说法。但与此同时，北宋开朝后积留下来的一些严重问题，也在仁宗一朝开始显现，比如“三冗”问题。

“三冗”一是“冗兵”，仁宗时期北宋士兵数量最高达150万人，但战斗力低下；二是“冗官”，北宋马背上开国，但重视知识分子，结果造成文官数量大增，互相牵制，机构重叠。仁宗一朝，官员数量已经超过了17000人；三是“冗费”，因为前两者恶性循环，造成北宋财政吃紧，再加上还要给辽和西夏岁币，国库已经空虚。

在这样的背景下，统治阶级也需要塑造一个正面典型，倒不仅仅是用来展现自己“广开言路”的形象，更是要用来树立一个榜样，遏制日益严重的机构冗余和官员贪腐现象，而包拯恰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

当然，以包拯这么生猛的劲头，光宋仁宗一个人还不够。

我们再来看看包拯的“朋友圈”。

翻看包拯的仕途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一方面，包拯步入仕途很晚。他28岁中举，担任县令后不久，就因为父母离世，回家受丧。守丧期满之后又不忍离去，直到38岁的时候才正式回归仕途，去天长县当了县令。

但另一方面，包拯升官又极快。包拯出仕的26年时间里，升迁次数达到了25次，基本上一年就要升一次官，最终做到了御史中丞（相当于现在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现在中央军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