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实践的本性和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理论力图揭示社会历史运动的一般性规律，在进行研究的同时，需要与当前的社会历史现实建立一种紧密的联系。在这里运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的科学，需要进行自我革命性批判和发展，对自己的内在结构、研究方式进行有效的转变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适应当前的社会现实。正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在变化，那么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时所运用的作为结果的方法也随之需要进行变通。因此，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就有待在范式层面进一步明晰与分类梳理，以便促进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发展和搭建与社会历史现实建立更好的沟通桥梁。

波普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其中有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因为它不能被否证。这点我认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力图架构宏观理论而忽略了微观视角的探究。但是我们需要在肯定宏观理论方法论框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延伸对于微观理论方法论的研究。这一点受到了西方马克斯主义中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领域分析运用的影响，反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本土的家庭伦理、道德习俗和村社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微观方法论是否有关系？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到坐落于东方的中国，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社会历史规范在中国有着一种自觉的规范体系，这与西方是大大不同的。因此，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我们研究的理论方法论层面是否也需要进行变革？

所以文章从三个方面尝试说明为何要进行方法论上的改变。第一，是基于中国乡土人的层面，以说明自觉性社会规范的存在。第二，基于互联网在中国的运用，这是新的历史因素，对于这种新的因素，必要的用新的方法。第三，基于中国自身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这种变化就需要充分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与实践的观点将其运用在方法论层面。当然，要对现在已经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论进行分类和深层次的划分与整理，以便寻找方法论的欠缺之处。关于宏观的方法论构建已经详细完备，因此如果在微观方法论上可以另辟蹊径，会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提供另一种有效的进路，并且进一步尝试可以填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空缺。

第一，需要关注的层面就是乡土人的层面，这种自觉的社会规范存在与宏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调和度。与满斯时代的大工业生产体系不同，当代的乡土中国是有极致大的地域特色与独特发展体系的。这种社会规范的存在是需要新的方法论研究体系才能进一步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第二，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和运用是史无前例的，对这种新兴要素的研究，能否使用以前的框架方法论继续探索？亦或是探索一种其他的方法论。这种现实的社会历史因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补充是不可以忽视的。

第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治、文化是进步迅速的。这种成果自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运用结果，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环境，作为活的历史唯物主义需要进行方法论以及理论内部的发展。

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要揭露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所以注定是宏观的框架，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如果翻看马恩的原著所看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实生活的大量的历史和社会事件的经典、透彻的鲜活分析，而不是理论到理论的不断推演，并且除专著以外的大量社评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同样构成了马恩学说的主要部分。马克思是对德国传统的思辨哲学深恶痛绝的，即使他思想灵感来源于此，他曾说道：“德国古典哲学......就像一个巫师，谁也不知道他在念叨些什么。”因此在对社会有机体的复杂性认识的同时，对其中个体的关注也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