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敌营的日子，汪维恒为自己改名“维恒”，意思是鼓励自己不忘坚持革命的决心。

汪维恒靠着清廉的工作作风、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渐渐地成了国民党高层眼中“清廉忠诚的军需官”，后来跟着胡宗南转战河南、西安，成了胡宗南最信任的后勤大将。

潜伏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可就是迟迟没有等到组织的召唤，汪维恒对此很焦急，同时他也明白当时白色恐怖弥漫，组织一定是到了非常艰难的地步，于是他做了长期等待的准备，并利用职务之便，在南京、河南等地救助、转移走避的同志们。

汪维恒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再次得到组织的召唤会是在十年后，还是在阴差阳错的机缘下。

1938年8月，潜伏于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史永，经过李克农首肯，主动接触了汪维恒，在几番试探后，问汪维恒是否愿意为党做些事情。

汪维恒当即爽快答应了，当时汪维恒以为史永是党组织派来召唤他的，两人接头就意味着自己和党组织重新接上了，而史永并不知道汪维恒受命潜伏的事情，只是觉得他为人正直、厌恶国民党军营里的腐朽和明争暗斗，起了拉拢的想法。

不管怎样，汪维恒总算找到了传送情报，大显其能的机会，1943年，蒋介石枉顾国共合作协议，秘密调兵筹谋剿共。

汪维恒混迹于高官之间，听到了风声，当即向党组织汇报了国民党在西北各地驻军的人数装备、布防情况以及胡宗南部行军计划，党中央随即进行了布放调整。看到八路军有了防备，蒋介石自知偷袭计划讨不到甜头了，只好作罢，放缓了破坏国共合作的步伐。

胡宗南

1946年，汪维恒出任南京联勤总部总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行军打仗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汪维恒这位后勤高官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粮草弹药的数量、补给运输的方向，基本就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部行军计划。

为了配合他工作，史永特意从上海调到了南京，将汪维恒提供的情报高效地传回党中央，两人精诚合作，帮助党组织和军队免受了很多损失，尤其在大别山战役中，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蒋介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最终决定由白崇禧率20万军队攻击刘邓大军。

作为后勤军需官的汪维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散场他赶忙就将会议拟定的详细作战计划交给了史永，让他火速转报党中央，为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最终胜利添了一把利刃。

当然，汪维恒的敌营潜伏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有意思的是他最大的困境不是暴露的危险，而是国民党高层的倾轧陷害。

汪维恒在国民党中是出了名的清廉正直，可当时国民党高层贪污已经蔚然成风，汪维恒的正直反贪挡了很多人的财路，遭到了报复打击，其中下手最狠的就是蒋纬国了。

那是1945年的时候，汪维恒查到胡宗南部的一师虚报军饷，便下令查扣，其实是一师的师长挪用军费去做生意，自制劣质军鞋滥竽充数，这中间也有蒋纬国的分成，所以汪维恒扣下军饷后，蒋纬国就跳出来反咬一口，在蒋介石那告状说汪维恒贪污克扣军饷，给士兵发放的都是劣质军鞋。

亲儿子都告状了，蒋介石一听就火了，要将汪维恒撤职严办，何应钦对汪维恒的作风是知道的，他坚持查清因果再做决定，蒋介石便传唤了汪维恒、军需主任、一师师长，三方对质，事件经过明了，都是自己好儿子的手笔，蒋介石尴尬的查处了该师长，汪维恒官复原职。

蒋纬国

汪维恒在反腐斗争中树敌太多，曾两度被撤职，差点入狱，比较让人唏嘘的是，在汪维恒进入军需部后便是少将军衔，在军界摸爬滚打20多年，离开军界时还是少将。

1948年，汪维恒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欣喜万分，很快他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回到组织的怀抱，却不想收到了赴台任职的调令，当时的形势下，汪维恒知道去了台湾，不仅是自己，妻儿可能也永远都回不来了。

但是考虑到随国军去台湾，就能获取日后国军在台湾的军事部署等重要情报，那对解放军加快祖国统一的步伐大有裨益，在国家大义和全家的生命幸福上，他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前者，他向组织上打了去台湾的申请，组织同意了，但嘱咐他为了安全起见，收到组织的消息就要回来。

到了台湾，汪维恒竭尽所能地搜集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期盼着全中国的解放。

1949年春天，汪维恒收到了史永寄来的信，信上无他，就是一首盼友回归的诗词。汪维恒知道这是组织给他的信号，让他迅速回到大陆。这让他兴奋不已，可是该怎样离开才能不引起猜忌，平安回去呢？

幸运的是契机很快就到了，汪维恒任职的台湾供应局因局势所迫解散了，汪维恒的领导陈诚也进了医院，汪维恒便以母亲患病，回大陆看望向陈诚请辞，还隐晦的发了几句牢*，让陈诚以为他是单纯地负气出走。

为了打消怀疑，他将妻儿留在了台湾，自己独身回了上海，其实汪维恒临行前，就和妻子做好了全家离台的准备。一个月后，汪维恒家人坐上了当天最后一班返沪的轮渡，回到了上海。

陈诚没留住汪维恒，就给了他淞沪地区补给区副司令的任命，而汪维恒的“伯乐”陈良此时已经是上海代理市长了，见老友归来很开心，便推荐他兼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银行董事长。

在陈良的推波助澜下，汪维恒不仅掌握了淞沪地区的补给，还掌握了上海的财政大权。

他有许多情报想传回党组织，可他已经联系不上史永了，他又成了断了线的风筝。只不过这次他并不迷茫仿徨，他知道胜利指日可待，也知道自己要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汪维恒召集旧部对财政局的档案封存造册，尤其是对日伪档案的保存，盘查进行仓库，防止资金大量外流，维持上海经济稳定。

与此同时，汪维恒还要防备着国民党高层狗急跳墙，拉着全上海一起殉葬。

汤恩伯就曾要求财政局拨巨款，供他修筑上海四郊的防御工事，与共产党来个鱼死网破。身为代理市长的陈良不堪其扰，询问汪维恒的意见。

汪维恒力劝陈良：“莫做败局的殉葬人”，陈良深以为然，以财政空虚无法拨款为由拒绝了汤恩伯。

后来有人劝陈良将上海银行的储户存款都换成美元，远走高飞，陈良动了此念，也是在汪维恒苦口婆心的劝说下，陈良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保住了储户们的存款，避免了一场民众哗变。

特务头子毛森曾强迫陈良焚毁上海几大局的档案和账册，让共产党无法顺利接收。汪维恒劝谏陈良：“这样势必会引起全上海市民的恐慌，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不仅有害于人民也不利于战争。”陈良听了汪维恒的话，命令市政府各单位务必妥善保存账册，尽快造册备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