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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先后实施了7次特赦，时间分别是：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在这7次特赦中，绝大多数都是战犯，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比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廖耀湘等人。

仔细分析这7次特赦，前6次都是以“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已改恶从善”作为特赦标准和具体前提条件。另外，除了第一次特赦的对象包括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战犯外，其余6次都是战犯。

在所有特赦中，1975年大特赦格外引人关注，因为这是伟大领袖*生平批示的最后一次特赦。1974年10月13日，*乘坐专列再一次回到了长沙，这一次他在湖南足足呆了114天。

当时*下榻在省委九所六号楼，对外宣称是“度假养病”，可真正养病的时间寥寥无几。在长沙的一百多天时间里，*接见外宾6次，跟中央领导多次商谈，比如周总理、*等。

这时*的身体情况很不乐观，双眼因患上老年性白内障，视力大受影响，几乎失明。即便如此，*也不愿错过国内外一点风云变化，每天都让工作人员给他阅读报纸、文件等，他要为这个国家贡献自己的最后力量。

周总理

期间，*想到了特赦战犯的问题。当年12月23日，周总理抱病来到长沙向*汇报工作。期间，*再次提及战犯问题，他对周总理说：“还有一批战犯，关了这么多年，建议把这批人释放。”*此时提及特赦战犯，有他更深一层次的考虑。

这时，尼克松已经访华，中美关系破冰并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意味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来到了更重要的地位上来。12月28日，周总理回到北京后，专门就特赦战犯的问题找到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

12月29日，周总理分别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传达了*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周总理请罗青长联系统战部、公安部，尽快传达关于释放战犯的指示，尽快形成报告。

事实上，周总理去长沙之前，已经找公安部长华国锋了解战犯情况。华国锋立即指示公安部将各地战犯管理所的战犯详细情况登记造册，包括年龄、籍贯、年龄、被俘年月和地点、判刑时间、当前身体情况等。

周总理看到了名册后，要求公安部立即进行分类准备工作，以便送*、党中央审阅。很快，“清理办公室”宣告成立，专门负责清理释放在押的国民党战犯。“清理办公室”是由由公安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调查部联合组成，公安部大楼的五楼是办公地点，最开始坐班的是公安部工作人员胡治安。

特赦战犯大会

胡治安认为“清理办公室”虽然是一个临时机构，可意义重大，“做了不少事情，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犹如严冬里的一缕春光。对于冰封已久的两岸关系，它成为了破除坚冰的第一声叩击。”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2月25日，华国锋指示公安部向中共中央、周总理提交了《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列入报告中的战犯共有293人，具体是国军战犯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

尽管列了293名在押战犯，可报告中提出有13名战犯不符合特赦标准，应当继续关押。2月27日，报告送到杭州，*把这份特赦战犯名单看了好几遍，认为公安部“气魄太小了”，最后提笔做了长篇批示：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恶霸地主，不*，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如果大家看过*关于各种文件的批示，就知道这样的批示是罕见的，而且还给战犯每人发100块钱零用钱。很多人可能不了解100块钱是什么概念，当时可以购买近1000斤粮食，这是多么慷慨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