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均田制、府兵制和租庸调是管理国家的基本国策。其中，府兵制作为中央控军最重要的保障制度，形成了典型的“强干弱枝”军事态势。

府兵制是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度，府兵们平时耕田劳作，农闲由折冲府负责军事训练，战时则应征奔赴边疆。

太宗时期，将天下农户按贫富分为九等，六等以上的农户，每三丁选一丁为府兵，免其租庸调，但兵器、粮食衣装等均须自备，二十岁开始服役，六十岁免役。

也就是说，府兵是富农的游戏，您家要是穷的没有隔夜粮，想当府兵还没机会，因为打仗时武器、口粮得您自己准备，政府只管发放盔甲防具。

初唐的府兵地位颇高，每三年一次的轮换戍边后，根据战功大小，可以获受勋官和勋田，这让很多不爱读书，无法从科举取士的富户子弟趋之若鹜，纷纷以戍边护国作为进身之阶。

因此，立国之初的唐军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力。《新唐书·兵志》中颇有些自诩的写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高宗之前，国家核心区域的折冲府占据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关内、河东、河南三地的折冲府占全国总量的79.9%。

国家掌控绝对军力是初唐大量胡将领兵征伐，从未出现尾大不掉的根本原因。同时，战时成军，平时兵散于（折冲）府的府兵制，还有效的避免了将领拥兵专擅的可能性。因为，军队和将领间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很难形成固定的利益关系。

虽然府兵制有千般好处，但有两点却是其推行的基础——土地和时间。

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作为土地分配制度，唐初经过隋末动乱，有大量无主的土地可以分给农户，而这些人也成了府兵制征兵的基础。

但从高宗起，唐朝的土地兼并空前剧烈，失地农户再也无力负担“自备甲杖衣粮”的重负，府兵制的基础渐渐崩坏。

另外，随着唐朝疆域的不断扩大，周边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比如吐蕃），三年一期的轮换再也难以保证，甚至出现了“壮龄应募，华首未归”的情形。

长期驻守边疆，让府兵们难以顾及家里的田地，战争的残酷也让府兵遭受沉重的打击，“归乡者十之二三”。

府兵再也不是农户们眼里的香饽饽，千方百计的逃役成了常态，贫苦农户甚至出现了自残手足的情况。

玄宗继位初，负责训练府兵的折冲府已呈现“无人就蕃”的窘境，府兵制名存实亡。

开元十一年(723)，唐玄宗采纳了宰相张说的建议，开始以募兵方式遴选宿卫边疆的士卒，家属可以随军，官府发放田地屋宅和粮资。

从此，这些被称为“长从宿卫”、“长征健儿”的士卒，开始向职业军人转变，而唐朝的兵役制度也从“府兵制”转向了“募兵制”。

从“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是唐朝的无奈之举，毕竟中原地区的农田无论如何也无法和人口的增长匹配，土地兼并日趋激烈是任何王朝都无法解决的癌症。

虽然募兵们需要国家供养，增加了国家财政的压力，但有一点好处是府兵制难以企及的，这就是时间成本。

府兵制时期，中央军队分散在634个折冲府中，军队组织调动开赴战场需要很长时间，而募兵制推行后，边境地区驻军增加，国家对战争的应急速度大大加快。

除了举家驻扎边境的募兵外，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另一种更加危险的举动在边疆地区盛行，这就是“城傍制度”。

说到“城傍制”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其实简单点说就是，归附唐朝的少数民族游牧部落被边将安置在城市周围，故称“城傍”。

相比于府兵制是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度，城傍是种兵牧合一的军事制度，唐庭对归附的游牧民族（“内徙蕃族”），“轻税之，战时发其自备鞍马从行”。

作为唐朝庇护安置的回报，这些弓马娴熟的少数民族，便成了唐朝征战四方的御用打手，迅速提升唐军的战斗力。

凭借募兵戍边和“城傍”牧骑的战斗力提升，天宝年间唐朝迅速扭转了对吐蕃作战的劣势，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都曾多次痛击吐蕃军队，硬拔石堡城之战，便是这种战争态势易转的典型战例。

关于“城傍”制度，长期被研究唐朝军事史的学者忽视，但从曾写下“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的中唐诗人李益诗作《城傍少年》来分析，“城傍”游骑的归附贯穿几乎贯穿整个唐朝，对唐朝的中晚期的历史、军事均有巨大影响。安史叛军中，大量的少数民族城傍骑兵也是其最有战斗力的组成部分。

《城傍少年》——李益(746-829)

生长边城傍，出身事弓马。少年有胆气，独猎阴山下。偶与匈奴逢，曾擒射雕者。名悬壮士籍，请君少相假。

虽然募兵制和“城傍制”成了提升唐军战斗力的强心针，但其弊端也在逐渐显现。

首先高宗之后，边防形势由攻转守，边境地区重兵云集。而中原地区均田制、府兵制崩坏，再加上朝廷刻意粉饰太平，导致不修武备、军制废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