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玄宗时，随着边关节度使制度的推行，唐军布置由“强干弱枝”逆转为“弱干强枝”。

云集于边境的驻军多达五十万，为了保证军队的供应，每年朝廷需筹粮百九十万石、钱数千二百一十万、衣千二十万段（《旧唐书》），而开元前，每年边用不过二百万，可谓国家精力尽汇于此。

除此之外，久居边疆的士卒和边将形成了稳定的隶属关系，进而形成相对固定的利益纽带，边军的性质逐渐从国家军队向私人军队转变。

唐朝的军制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随着均田制的崩溃，逐渐从府兵转向募兵，从兵农合一转向了职业军人，从国家军人转向了私人武装，到唐玄宗时期，国家军队布置的中央空心化已成定局。

但是不是唐庭君臣对此便没有控制措施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因为，军队供应的财权和人事任免权一直掌握在中央手中，没钱养兵、没权任用亲信，谁跟您混呀？

如果这两点一直能牢牢控制在中央手里，坐镇边疆的节度使想要作乱，也得好好琢磨琢磨。

但很快制衡边将的最后两项依仗也被破坏，这种破坏是从李林甫打破“出将入相”制度开始的。

唐朝初期，领兵的将领由中央指定，战事结束后将领回朝，兵卒各归其家，由折冲府管理。而坐镇边疆的将领，功勋卓著、深敷人望的会被朝廷选入朝中为相。

这种“出将入相”的惯例不但让边将有了位极人臣之路，也让中央能够详细了解边关的情况，作出相应的对策。

另外一点，有机会入相的都是边将中的老江湖，各个深谙掌控之术，在边军中叶大根深，接任边将自然不敢恣意妄为。等继任者亲信安置的差不多了，也该差不多该入朝为相了。如此罔替，也算朝廷掺沙子政策的一部分。

我们之前提到，建议玄宗以募兵方式补充军队新鲜血液的宰相张说，便是出将入相的典型案例，与情况显示的还有郭元振、张嘉贞、王晙等十数人之多。正是张说谙熟内外军事的情况，才有能力提出国家军队更替的解决之道。

但李林甫把持朝政的十九年里，嫉贤妒能，大肆任用胡将。他向玄宗进言道：“文臣为将，怯于战阵，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骁勇善战，而寒族在朝中没有党援”，玄宗以为然。

不过，李林甫推荐任用胡将并不完全出于公心，虽然胡将领兵确实很能打，但同时，文化水平不高的胡将显然也没有能力入朝为相，这就变相巩固了自己的相权。

我们还用石堡城之战为例，来说明胡汉将领的区别。

石堡城作为河西九曲之地的重要战略节点，历来都是唐蕃两国竞相角逐之地。

公元741年（开元二十九年）12月，吐蕃发兵四十万围攻达化县（青海贵德县东），并攻下石堡城。唐军随即展开反击，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分别于公元742年、743年、745年三次试图夺取石堡城，都因为吐蕃防守严密，援助迅速而失败。

公元747年，玄宗携青海唐军连胜之势，派继任陇右节度使王忠嗣领兵夺取石堡城。

王忠嗣旋即上书唐庭表示：“石堡城地势险要，吐蕃严防死守，救援迅捷。以疲惫之师仰攻坚城，非损失数万众不可得，不如休兵秣马，观察形势之变再谋取之，此为上策”。玄宗闻言颇为不悦。

但王忠嗣却对李光弼（河西兵马使）说道：“国家安定之时，为将者以抚恤军队为宜。我不想以国力，来捞取功名。”

天宝六年（747年），唐将董延光献计请求攻占石堡城，唐玄宗下诏命王忠嗣分兵接应。王忠嗣依旧出工不出力，导致董延光兵败。玄宗震怒，贬王忠嗣为汉阳太守，命王忠嗣部将哥舒翰领陇右节度使。